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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回忆录(1928-1983)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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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名称】:李鹏回忆录1928-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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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同志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本书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李鹏同志的人生经历,包括动荡的童年、少年时期在延安成长、从延安到东北、在苏联学习水电专业、在电力系统工作等。
在电力系统工作的28年中,李鹏同志在水电、火电、供电和电网等各种专业上都工作过,做过技术、行政和党务工作。1981年担任电力部部长。
本书分为16章,共计48万余字,并配以130余张照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李鹏同志的回忆,其余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李鹏同志父母亲的传记、李鹏同志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文献等。
《李鹏回忆录(1928-1983)》内容翔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画卷,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内容简介
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亲笔撰写的新书《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李鹏亲自撰写的这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李鹏、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李鹏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
他的父亲李硕勋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留法同学赵世炎的妹妹。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则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
不幸的是,1931年9月,李硕勋在李鹏3岁的时候就为革命牺牲了。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他回忆了与李鹏、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交往的故事。
这本书只写到了1983年。李鹏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李鹏回忆录(1928-1983)》内容丰富、翔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从一个侧面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画卷,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李鹏,男,汉族,1928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参加工作,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动荡的童年(1928—1938)
一 我的出生2
二 我的家庭4
三 父亲在海口英勇就义8
四 回到四川17
五 从宜宾到成都19
六 母亲以教书为生22
七 我的母校—成都市实验小学25
八 摆脱特务的监控27
九 革命母亲夏娘娘30
第二章 在重庆(1939—1941)
一 从成都到重庆34
二 在育才学校38
三 见到周恩来同志42
四 皖南事变46
五 到延安去49
第三章 在延安成长(1941—1945)
一 蔡畅同志来接我55
二 在延安的学习经历58
三 延安大生产运动64
四 延安整风运动67
五 见到陈云同志70
六 毛主席和我谈话74
七 审干工作和“抢救运动”77
八 周恩来回到延安79
九 到南泥湾秋收突发阑尾炎84
十 党内思想的统一85
十一 延安的文化生活88
十二 狂欢之夜91
十三 告别延安92
第四章 从延安到东北(1945—1947)
一 东渡黄河99
二 向张家口前进101
三 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105
四 走上工作岗位109
五 押运发电机111
六 雁门大队117
七 从大连到哈尔滨123
第五章 在哈尔滨(1947—1948)
一 哈尔滨油脂厂协理132
二 破获一桩特嫌案137
三 参加工厂民主改革140
四 四平遇险144
五 母子争论145
六 离别祖国149
第六章 留学苏联(1948—1955)
一 到莫斯科155
二 在伊万诺沃市157
三 专业选择164
四 毛主席访问苏联168
五 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174
六 水电系的同学179
七 实习与旅行188
八 在留苏学生总会198
九 参加中国电力代表团203
第七章 丰满岁月(1955—1960)
一 到基层去209
二 来到丰满211
三 见习厂长215
四 参加中朝水电开发谈判219
五 2号机组事故221
六 修复2号发电机225
七 成立检修队228
八 整风运动230
九 战胜松花江特大洪水234
十 相识在松花江畔240
十一 天池寻水253
十二 “大跃进”259
十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261
十四 小鹏的出生264
十五 母子谈心268
十六 同志与友谊270
第八章 东北电网(1960—1964)
一 任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278
二 以煤定电280
三 三年困难时期284
四 “八字方针”286
五 和睦的家庭289
六 中苏大论战295
七 周总理会见烈士子弟300
八 考察瑞法两国水电306
九 电网运行规律316
第九章 阜新发电厂(1964—1966)
一 参加“四清”留任厂长320
二 深入生产第一线327
三 参加劳动330
四 满出力运行335
五 机构改革337
六 参观三线建设338
七 清产核资344
第十章 十年动乱(上)(1966—1971)
一 “文革”开始350
二 代理北京供电局党委书记354
三 天安门保电357
四 三姨之死361
五 “苏修特嫌案”370
六 周总理接见水电会议代表374
七 调整北京电力管理机构377
八 林彪叛逃事件381
第十一章 十年动乱(下)(1972—1976)
一 出席国际大电网会议385
二 开展“三电”工作391
三 建设唐山陡河电厂395
四 扩建高井电厂398
五 “批林批孔”405
六 全面整顿409
七 为三姨赵世兰平反412
八 泪洒长安街415
九 大同二电厂选址421
十 抗震救灾424
十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431
第十二章 拨乱反正(1976—1978)
一 揭批“四人帮”434
二 工业学大庆436
三 建设大港电厂439
四 中共十一大443
五 各领域的拨乱反正446
六 十一届三中全会449
七 新“八字方针”450
第十三章 重组电力工业部(1979—1980)
一 考察日本电力企业453
二 全电会议459
三 成立华北电管局464
四 龙羊峡截流470
五 第二次全电会议476
六 水电座谈会479
七 访问朝鲜484
八 全国电网经济调度会议489
九 “六五”期间的能源政策494
十 全国电业安全生产会议498
十一 扩大企业自主权502
十二 乌江渡水淹厂房事故505
第十四章 启用中青年干部(1981—1982)
一 任电力部部长511
二 推进万安水电站复工515
三 河南之行518
四 十一届六中全会524
五 六中全会辅导报告528
六 龙羊峡抗洪抢险536
七 山东电力上划550
八 两部合并558
第十五章 中共十二大(1982)
一 考察罗马尼亚电力工业568
二 了解匈牙利海勒空冷系统575
三 内蒙古昭乌达盟之行578
四 党的十二大582
五 四川之行589
六 江西福建之行592
七 考察法国核电597
八 赴英谈判中法英核电合作604
九 赴芬兰考察苏式核电机组610
第十六章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1983)
一 电力工作会议615
二 广东湖南之行621
三 大琳被任命为水电部驻捷验收机电炉设备总代表629
四 考察广西红水河电站636
五 考察内蒙古煤电基地644
六 用电包干648
七 到国务院工作651
精彩书摘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毛主席访问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毛主席和斯大林进行了3次会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
2月17日,是毛主席离开苏联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接见了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全体留学生。这当然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其实,在周总理到莫斯科后不久,我就通过伍修权提出想见周总理。等了一两天,周总理接见了我。他对我很热情,简单地问了我们学习的情况,我都一一作答。然后我说:总理,我要代表全体中国留学生提出一个请求。话还没有落音,周总理笑了,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是想毛主席接见你们。但是现在还不行,你们等候消息吧,一旦有可能,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
1950年2月17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晚上6时到大使馆。大家都心照不宣,肯定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当时同学间的联络主要是靠电话,但有的地方没有电话,要派同学去通知。经过紧张的工作,所有同学都通知到了。晚6点前,我们都赶到了驻苏大使馆。全体驻苏使馆人员和留学生都聚集在使馆大厅,等候毛主席的到来。
不久,毛主席在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了大厅,大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就座后和王稼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们有的同学和毛主席相识,有的同学和周总理相识,大家就一拥而上,掏出笔记本,请他们签字。毛主席当天心情很好,来者不拒。在我的记忆里,他签字的时候都要问一问学生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同学是学电业的,他就写了关于电业方面的题词。毛主席认识叶正明和叶正大,就问他们是学什么的,他们说是学航空专业的,毛主席就为他们写了有关航空事业的题词。还有的同学是学经济、农业方面的,毛主席也都分别题了词。曾涌泉在一旁看到这种情景,怕毛主席太累了,非常焦急地找到我,说:你还不赶快让同学们散开,毛主席要对你们讲话的。毛主席为几位同学题写了具体内容的题词后,给后来的同学的题词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我现在保存的一份复印件,也是毛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周总理的题词都是一样的,是“艰苦朴素,努力学习”,这个复印件我也有。至于在莫斯科学习的其他同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请领导签字的习惯,所以他们就没有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珍贵签字。
大家安静下来后,毛主席开始讲话。首先是对全体驻苏使馆的人员,要求他们为中苏友谊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对中国留学生,他讲了三点:第一,你们要努力学习,比一般的苏联同学要更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后为建设事业服务;第二,新中国刚刚成立,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你们到了苏联,在生活上不要向苏联同学看齐,要吃苦,要艰苦奋斗;第三,还要注意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健康,如果你们学成了,身体搞垮了,那么回国后还是不能为祖国作出贡献。大家听后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见结束后,毛主席离开大使馆,当即乘专列回国。
见到周恩来同志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母子汇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今渝中区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边朝天门附近的一个小巷里。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攻之势。
在曾家岩,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1939年他曾摔伤了右臂,到苏联治疗。事情发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骑马过延河的时候摔了下来,造成右臂肘关节部位骨折。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都十分关心,由于国内医疗条件有限,苏联政府派了专机来接他。这样,他和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疗,还带了几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负责人的孩子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孙维世,她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陈祖涛,是陈昌浩的儿子;高毅,是高岗的儿子;还有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这就是以后被周总理称作送到苏联学习的第二批革命后代。周伯伯在苏联治病,医生诊断后认为,骨折是可以医治的,治疗的办法就是打钉子,把他的右小臂与肘部固定起来,这样他的右手还可以活动,但是右臂上的肘关节就不能恢复活动了。在征求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意见时,周伯伯表示:只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动,还可以拿枪、写字,那就没什么关系,一样可以做革命工作。伤养好了以后,他们先被送回延安,然后又回到了重庆。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我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当时陈舜瑶问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我说:基本符合事实,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说: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我解释说:那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
毛主席和我谈话
1942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讲: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
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和睦的家庭
我和朱琳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她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我也同样地爱护她、照顾她。我们当时的收入不高,但为了不影响工作,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孩子,所以每月的工资支出都要提前做计划,至今大琳还保存着那时每月发工资的信封。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大琳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当时电力系统有调度电话,但是要公私分明,我不好用调度电话和家人通话,只好写信交流。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能保存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结婚后,我母亲特别盼望大孙子早点降临。1959年6月7日,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李小鹏。两年以后,1961年6月1日,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李小琳。这样一来,我和朱琳之间就不直接喊名字了,我叫她大琳,和女儿小琳区分开,她叫我大鹏,和儿子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体现了我和大琳之间纯真无瑕而又真挚的感情。
我们当时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叫东电后院,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前面就是我的办公楼,是同一个院子,在沈阳市中心区以北的方形广场附近,靠近南湖公园。给我分配的房子在二层,是一套两居室,带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过道,使用面积34平方米。房子很新,公配家具除了双人床外,还有写字台、一个衣柜、一个沙发,把一间卧室兼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房子地面铺了木地板,还用油漆刷了墙围。按照当时的条件看,应该算是相当好的住房。我们在丰满的时候没有房子,一直住在招待所,到了沈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0年下半年,大琳第二次怀孕,预产期在1961年6月初。当时东北电管局在沈阳没有自己的医院,铁路局有医院,铁路局局长叫王树恩,是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同学,他年纪比我大,是华北联合大学从前方回来的那一批学员之一。我找到他,请老同学帮忙,请他设法安排大琳到铁路医院生孩子。铁路医院不大,妇产科在一幢日式的二层小楼上,大琳就住进去了。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大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大琳心里有些酸楚。小鹏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我们想念儿子的时候,就把小鹏接回沈阳住一段时间。
1961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有一天晚上,我们被小琳的哭声吵醒,我对老奶奶说:“也许是饿了,拿牛奶喂她吧。”但奇怪的是,小琳一碰奶嘴就左右摇头,并大哭,只喝妈妈的奶。我们才知道,每天的牛奶都被我们请来照顾孩子的老奶奶独自喝了。
1962年,大琳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晕、失眠,有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身体日渐消瘦。大琳还病休了一段时间,工资调级受了影响,20年后才调上。我们到医院看过几次。在当时沈阳最好的医科大学医院,经过大夫的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只能加强锻炼,补充营养。
……
前言/序言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我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 年至1983 年,共55 年。本书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我的人生经历,包括动荡的童年、少年时期在延安成长、从延安到东北、在苏联学习水电专业、在电力系统工作等。
在电力系统工作的28 年中,我在水电、火电、供电和电网等专业领域都工作过,做过技术、行政和党务工作。1981 年担任电力部部长。
本书分为16 章,共计48 万余字,并配以130 余张照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我的回忆,其余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我父母亲的传记、我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文献等。
本书正式出版前曾印制样书,分送有关同志和亲朋好友征求意见,并据此对原稿进行了部分修改。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 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 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
2014 年3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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