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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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资料描述】: 　　编辑推荐 　　 在20世纪的历史中，西班牙内战是著述*丰富的主题之一。众多学者从政治、历史和文学等视角，对西班牙内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论述和描摹，而《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独辟蹊径，剖析了纳粹德国的经济谋略对西班牙内战的决定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作为欧洲大国的英法两国政府为迎合国内政治需求坐失主导西班牙局势的良机，为纳粹德国在西班牙实施“影子帝国”经济谋略提供了机会。 　　 为实施其谋略，纳粹德国打造了两个国家垄断公司，成功实现对西班牙经济的控制，不仅助其恢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损的经济，更重要的是，为纳粹德国备战掠取急需的战略资源。 　　 风云变幻的大国政治，偶然中不失必然的历史轨迹，精心谋划的经济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在西班牙内战中拉开帷幕。 　　内容简介 　　该书挖掘尘封的档案，拨开历史的迷雾，在比较经济学的框架下全景再现“二战”前后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纳粹德国前期的经济主导者、有“金融魔术师”之称的帝国经济部长兼央行行长沙赫特，如何以天才般的手法和诡谲的计谋复兴被“一战”破坏的德国经济，赢得希特勒宠信，推行国家主义经济战略。他游走于英法美等战胜国之间，纵横捭阖，为纳粹德国谋取*大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基于威廉二世时期的“全球政治”理念，对社会撕裂、陷入残酷内战的西班牙展开经济干预，企图将它改造成纳粹德国的经济殖民地，打造一个“影子帝国”。然而，因纳粹德国的内部倾轧、狂热的非理性派得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这一图谋*终破产。 　　在描述这段往事的过程中，作者还巨细靡遗地刻画了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揭示了欧洲主要大国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纵容纳粹德国的军事扩张。该书熔历史学和经济学于一炉，严谨而又不失趣味，注重历史而又不失现实关怀。在逆全球化势头日趋明显的今天读来，别有警示意义。 　　作者简介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Pierpaolo Barbieri） 　　“绿斗篷”（Greenmantle）咨询公司执行理事，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和伯格鲁恩治理研究所特别顾问。 　　目录 　　序 章 地下的尸骨 　　第一章 两个西班牙 　　第二章 昨是而今非 　　第三章 平步青云的亚尔马?沙赫特 　　第四章“给我四年时间” 　　第五章 干涉开始 　　第六章 断 崖 　　第七章 影子帝国 　　第八章 神魔共忌 　　第九章 正式帝国 　　结 语 一体化的欧洲 　　精彩书摘 　　序章 　　地下的尸骨 　　“西班牙与众不同”，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广告出现在世界各地。这些广告是为了给一个闭关自守的专制国家吸引游客，也引来了一些渴望地中海艳阳的富裕游客。当时，西班牙被欧洲邻国排斥，但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更关心阻止一场“红色瘟疫”降临西欧，而不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复古的专制统治。 　　如今的西班牙，的确不一样了。以任何可量化的标准来看，西班牙都是20世纪晚期罕见的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从繁荣到萧条的房地产业大波动（因欧元区债务危机而恶化），但这也难掩它的光辉。在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后，西班牙经历了一场相对顺利的民主转型，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降低，民族领土收复主义诉求逐渐减弱，无缝融入欧洲，更不用说恢复了在“伊比利亚美洲世界”的文化领先地位了。今天的西班牙拥有一些全球运营最佳的公司，以及繁荣的西班牙语出版业，而西班牙语是全世界第二大被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尽管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经济衰退，承受着令人痛苦的高失业率，但西班牙政坛并未出现成功的反欧洲政党，这与一些邻国形成了强烈反差。即使那些梦想在加泰罗尼亚实现地区自决或独立的人，以及梦想巴斯克独立建国的人，都支持一体化的欧洲。 　　但是，除了成功转型为一个融入全球的现代国家之外，西班牙还有一些别的故事。久远的战争、针锋相对的不同记忆、讳于讨论的罪行，不断重新浮现，搅扰着西班牙新获得的宁静。不夸张地说，在荒凉的伊比利亚大地之下，埋藏着一些未被彻底遗忘的尸骨。人们在尸骨之上创建的社会虽已成功，但是，尸骨还是会在一些最预想不到的角落，悄悄地爬出地面。尸骨就像尼采所述的“永恒轮回”，不断地重现在法庭上，在政治中，在文化里。这些尸骨尽管一直被噤声，但并不沉默。 　　西班牙内战发生在75年前。然而围绕着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忆，人们依然在激烈交锋。战争记忆在法律上受到质疑，在文化上受人关注，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场战争的回声，至今依然在西班牙国内外回响。但是，佛朗哥究竟如何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分裂的国家之上，关于这个故事，仍有一些关键部分深埋于地底，就像在他制造的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尸骨一样。外国的干预是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在干预中，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技术和给养来到了西班牙，助佛朗哥一臂之力。本书意在揭示一场在西班牙土地上建立非正式纳粹帝国的工程，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并阐明其经济运作框架。我所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建立的“影子帝国”，与他后来试图建立的正式帝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时德国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派的关系，截然不同于国民军派与其另一个主要后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但佛朗哥比这两个支持他的法西斯分子要活得长得多。在他们覆灭后，佛朗哥机敏地“忘记”了所有欠他们的债，并抹去了这些债曾对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即在未来德国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严格而言，这不是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本书讲述的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战争，这必然是超越国家边界的。尽管我着重讲述西班牙、德国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会作为重要角色被论及，从战场、会议室到银行。只有在“大萧条”时期国际体系失灵的背景下，纳粹德国才能以本书所述的方式，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获益。关于该时期柏林的国内国际政策重点，以及希特勒政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目前学术界已有的观点都与纳粹在西班牙实施的帝国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揭示在纳粹时代的柏林，纳粹高层关键人物之间的分歧。当前的历史学文献通常描述德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大战，在这类描述中，许多关键人物被忽略了。 　　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是独特的，不仅在与英法等其他强国的行为相比时是如此，而且在与罗马实行的“法西斯主义”政策相比时，也是独特的。纳粹德国在西班牙的第一场国际军事冒险包含的策略不同于它在“二战”期间试图施行于欧洲的策略。尽管希特勒最终并没有选择以西班牙影子帝国为模式来构建帝国，但影子帝国为我们了解德国在欧洲扩张势力的可能方式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反事实”猜想。在德国非正式的权力控制之下推行非正式整合，这样的做法在西班牙得到了贯彻，比已得到深入研究的德国在巴尔干诸国的做法更彻底。与种族灭绝性的、最终昙花一现的正式纳粹帝国相比，这样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本有可能获得更持久的成果。 　　历史正在被重写。西班牙内战史正在被重新挖掘出来。一具尸骨带来了对战争期间佛朗哥党人罪行的第一次控诉。这是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的尸骨，他是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此前一直传说，他的遗骨埋在格拉纳达某个方位不明的大坟坑里，在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旁边。在内战初期，一支国民军派的杀人小分队发现了这位正躲藏着的诗人，在几天的粗暴囚禁之后，他们给洛尔卡“喝了咖啡，很多很多咖啡”，这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行刑队表示“枪决”的一种委婉用语。洛尔卡究竟是在哪里被枪杀的，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论。尽管洛尔卡与一些著名反动派人物关系密切，但他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有不少男性情人，这显然对他不利。70年后，要求挖掘洛尔卡遗骨的法律诉求，推进得很不顺利。此案的核心问题是佛朗哥时代结束后西班牙制定的大赦法。但在2008年，一位法官下令挖掘19位“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遗骨，包括洛尔卡的，尽管那些被指控的杀人者自身都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对西班牙自由派来说，挖掘这些遗骨只是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诸多战役之一。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在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恢复西班牙的历史记忆。这是一场痛苦却必要的清算。历史学家搜寻了洛尔卡生命最后时刻的细节。当年，一位中学教师疑似“有幸”与这位作家一起被处决。这位教师的孙女激动不已，称她“为这一刻等了十年”。但她接下来又要失望了，在被指定地点的挖掘基本没发现什么东西。 　　但是，难以找到的遗骨又导致主张挖掘的人遭到一场更大的挫折：下令挖掘的法官成为此案中唯一被起诉的人。这位法官不同凡响。巴尔塔萨?加尔松长期与反人类罪案件打交道，其言行充满争议。1998年他控诉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其独裁统治期间杀害西班牙公民，这使他举世扬名。加尔松利用了伊比利亚法理学中的“普世原则”，从而使这名前独裁者在英国期间无法利用在欧盟境内的管辖权套利。起诉后，皮诺切特在伦敦被软禁了18个月。许多学者认为，此案代表着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毕竟，皮诺切特在亲身帮助完成了智利的民主转型之后，没有被追诉罪行，最终靠着一位西班牙法官以几位默默无闻的受害者的名义起诉，才让他差点儿真的受审。加尔松的司法能动主义带来的影响，不止于起诉这个80多岁的老朽。在其鼓舞下，许多国家都开始挑战“后独裁”时期的大赦法，如阿根廷、波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受控”的民主转型。 　　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班牙，加尔松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他是一个寻求正义的不懈斗士。在反对者看来，他是一个多管闲事的鲁莽法官，硬是要纠缠于一段早已被选择遗忘的历史。英国法院最终认定皮诺切特的身体状况不适于受审，但这名独裁者回到智利后，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族长的秋天”最终降临。 　　在针对拉美独裁者、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发起一系列轰动性控诉后，加尔松又把目光聚焦到了自己的祖国。针对22个公民组织提出的申请，他出具了一份68页的法律意见，认定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杀人者可以成为“反人类罪”的起诉对象，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赦免性的法令还是被控者的死亡，都不能使他们逃脱起诉。他随即要求获得佛朗哥及该政权其他核心人物的死亡证明，这是起诉的法律前提。他这么做，隐性地挑战了西班牙的大赦法。该法的初衷其实是为了保护佛朗哥政权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1977年通过的大赦法成为西班牙民主制恢复的关键。因为有该法，老派的佛朗哥主义者和西班牙军人才能参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府。这在当时是一场赌博，而且从（几乎）所有角度来看，赌博都是成功的。一些佛朗哥时代的老部长很快当选任职。接下来是一场稳定的民主转型，只发生了一些颠簸。西班牙也成功融入欧洲。 　　当加尔松利用追查洛尔卡不幸葬身何处的事件发动一场追究内战罪行的神圣征讨时，两个有佛朗哥主义渊源的右翼组织发起了反击。“清白之手”工会和西班牙长枪党（一个公民组织，前身为佛朗哥时代政党）提起申诉，认为加尔松此举超越职权，违反了大赦法。保守派法官卢西亚诺?瓦雷拉（Luciano Varela）表示赞同，暂停了加尔松的法官职务。公众舆论极度分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一裁决。加尔松的支持者挥舞着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代的国旗和其他标志，这个共和国就是毁于西班牙内战。 　　2012年初，西班牙最高法院以6∶1的裁决判定，加尔松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但最高法院又以加尔松在另一起案件中涉及非法窃听为由，暂停他的职务。该案涉及对西班牙最大保守党人民党的腐败指控，在技术上与前述案件无关。最高法院判定，加尔松在该案的调查中使用了“只有专制社会才会使用的手段”。很少有人相信这两起对加尔松不利的案件彼此无关，但结果是明确的：被暂停法官职务后，加尔松就再也不能扰乱法律现状了。为加尔松辩护的律师抗议称，停职判决相当于“宣判职业生涯死刑”。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媒体称加尔松遭到了迫害。加尔松诉至宪法法院，质疑最高法院的中立性，理由是有新证据显示，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可能与加尔松调查的政党有联系。最高法院认定加尔松不构成滥用职权的判决，相当于为他调查佛朗哥时代的罪行开了绿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法官敢踏入这个雷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西班牙地下的尸骨依然深埋，而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 　　围绕西班牙地下尸骨的斗争不仅发生在法庭上。例如，2009年3月2日，西班牙纠结的历史成了《华尔街日报》封面报道的主题。该报报道了一项立法动议，像加尔松的司法调查一样，它激发了社会分裂。该法案的名称就带有不祥的预示——《历史记忆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到1977年的大赦法，但它试图改变公众对内战与佛朗哥统治的记忆。该法规定，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政府可以对旧时期无数的非法处决发布道歉书，并授予“国际纵队”队员国籍。“国际纵队”是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为了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作战而涌入西班牙。该法案的倡导者还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清除佛朗哥时代的标志，包括轭与箭束、鹰图案、街道名称和塑像。 　　在此几年之前，工人社会党控制的国会已经下令，把最后一尊佛朗哥塑像也移出马德里市中心。该塑像以多纳泰罗16世纪的一幅骑马者画像为模本，描绘了在守城者最终投降后，胜利的佛朗哥朝马德里进军的场景。在君主立宪制建立后的30年里，该塑像一直耸立在马德里市中心，代表着一种对佛朗哥旧时代拒不道歉的态度，令西班牙左派恼怒不已。工人社会党政府的这一决定传递出明确信号：把佛朗哥主义彻底逐出现代西班牙的公共空间。但就像加尔松的案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么做。当日凌晨，老佛朗哥分子举行烛光集会，抗议迁移该塑像。该塑像被放入一个政府仓库，不再公开展示，但它并未消失。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下，西班牙地下的尸骨最初不是由法院或国会挖掘的，而是由伊比利亚文化界挖掘的，对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了。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一代代艺术家就已经打破了对内战罪行的沉默。像优安?曼努埃尔?色拉特这样的艺术家，给诗歌添加音乐元素，复兴了对抵抗的艺术表达，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当年为了保卫第二共和国，毕加索创作油画，聂鲁达谱写诗篇。色拉特可以说是西班牙20世纪最好的民谣歌手。为了抗议佛朗哥政府打压加泰罗尼亚语，他退出了1968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这是一项欧洲流行文化的固定赛事。这一退赛事件让色拉特在故乡加泰罗尼亚声名大振。他后来宣称，他发现，被禁的语言是最好的表达工具。 　　次年，这位音乐创作家又发起一场活动，令他举世闻名。他先是录制了一张包含12首歌曲的LP唱片，名为“献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马查多是内战时期的左倾诗人。该唱片用红色封皮，配有马查多的照片，这本该引起佛朗哥主义者的警惕，但不知道为什么，它逃过了审查者的眼皮。色拉特把马查多的诗改编为歌曲，令其再放光芒。这张专辑的政治宣言成分大于在艺术上向前辈致敬的成分。与洛尔卡的遭遇类似，马查多的经历也是西班牙内战期间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吟唱》重现了马查多最著名的一首双行体诗，写于1939年他去世前夕。当时共和派已输掉了内战，像许多被打败的共和派一样，马查多徒步流亡法国。 　　很快，色拉特自己也流亡了。1972年他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作品改编为歌曲。这一次他没有添加任何新语。在这部专辑里，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首也许是埃尔南德斯的《洋葱摇篮曲》，一首悲伤的诗，几乎是诗人和他的家人最后的交流，因为不久后他就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统治下的众多监狱中的某个监狱里。 　　这些歌曲轰动一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班牙公共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里，年轻的色拉特遥视远方，吟唱着埃尔南德斯的诗句。即使今天看到这些影像，也足以令人动容。当时佛朗哥已去世多年，西班牙民主生机勃勃。色拉特以歌唱诗的做法启发了后几代的艺术家，新吟游歌谣运动成为人们追忆被埋葬的过去的一种文化渠道。 　　近年来，这种独具西班牙特色的把缅怀与吉他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已被年轻人继承，其中的佼佼者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贾维?贝尔希亚和伊斯梅尔?赛拉诺。他们都明确支持加尔松发起的司法调查，以及各种唤醒公众记忆的行动。他们代表了一大群人，这些人不止于谴责佛朗哥主义的独裁，而是在更深层面上发起挑战。 　　本书将以一场更早的政权倾覆——西班牙的倾覆为开端。第一章《两个西班牙》，追溯了内战期间相互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起源。1931年波旁王朝覆灭时，西班牙似乎将建立起稳固的全民民主，但民主制度导致了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在似乎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之间，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构想浮现出来：一个是自由主义、共和制、无宗教特性的西班牙，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君主制、天主教的西班牙。但是当时西班牙太穷了，在财力上承受不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冲突。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国民军派，若没有外来支援，都无法获胜。他们需要武器、给养、硬通货。尽管当时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大萧条”，但他们都找到了支援。西班牙成为“二战”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公开开战的唯一国家。1936—1939年，西班牙成为欧洲流血的伤口。 　　早在枪声响起之前，西班牙内战就已经是国际性事件了。正是纳粹德国“秃鹰军团”最先进的“容克”轰炸机、“海因克尔”轰炸机，加上意大利的空中支援，造成了格尔尼卡的惨景，此事因后来毕加索的油画而永载史册。守卫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使用美制武器反击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这些武器购自各国，包括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当时全球化四分五裂，西班牙人却目睹了本国暴力冲突的国际化。外来干预对国民军派有利。他们是战争的发动者，最初处于明显劣势。但各大国首都做出的外交决策逆转了共和派的优势，也削弱了共和派政府。第二章同时分析巴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罗马、柏林的内部政治与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变化，以此解读各大国的外交决策。以分布在三大洲档案馆里的六种语言的史料为基础，我们现在能重现的不只是战略结果，还包括当年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流言蜚语、外交电文、抢夺盟友的争斗，以及不同人物的个人倾向。讲述到该章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西班牙内战最终结果的各大国决策，是在一个关键日子的24小时里做出的，即1936年7月25日。 　　但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到底想从西班牙得到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目的。尽管纳粹的经济与外交政策目前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估，但关于西班牙内战所受外部干预的历史记述，目前基本上仍没有变化，尤其是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德国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展开后不久，就发生了大幅度变化，变得更加务实，也变得更有野心，远远比同样干预西班牙的盟友——意大利法西斯的野心大得多。1936年，时值纳粹在德国夺权三年之后，“二战”爆发三年之前，第三帝国的首次对外军事冒险变成了一次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演练。这绝不是我们通常提到纳粹德国时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事实上，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是争夺经济霸权这一构想的一部分。后来，当希特勒逐渐滑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当这场战争最终在波兰边界触发时，这个构想才在柏林被边缘化。 　　这个以经济为主轴的对外扩张构想最主要的设计师也许是亚尔马?沙赫特。他个人的沉浮与德国的崛起相映成趣。第三章将回顾他的发展历程，同时大致描述在纳粹崛起之前的十年里，驱动德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争论。自俾斯麦失势以来，两个首要且相互关联的考虑，决定了德国的欧洲大陆政策：一个是对被包围的恐惧，这既关乎地缘战略也关乎经济；另一个考虑主要是，在俾斯麦这个战略大师下台之后，如何维持他构建的微妙的欧洲均势，这个问题后来被年轻的亨利?基辛格总结为“不可追及的伟大”。到沙赫特成为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政策委员时，德国19世纪获得的伟大胜利——普鲁士的工业化和国家统一，在20世纪初的大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与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面前，已经黯然失色。沙赫特出任德国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行长后，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反动的民族主义。他的经济历史学派思想（以这门新兴学科的所谓德国历史传统为基础）促使他做出了这一根本性改变。当全球化四分五裂时，沙赫特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很快，整个德国也投向了希特勒。 　　沙赫特的个人崛起与职业升迁，反映了“大萧条”期间经济学家之间的政策争论。这位央行行长蔑视大部分经济学家，视他们为“党棍”，并相信自己能“通过纳粹治理经济”。他的目标是重塑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经济方面支持希特勒的重整军备计划，而该计划是德国随后发生的“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可否称为奇迹至今仍有争议）。这是第四章的主题。沙赫特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掌控货币政策，并因常年代理帝国经济部而有权干预经济组织，从而在纳粹德国掌握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权。他不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唯一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但他是当时权势最大、最成功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我将说明，这位希特勒的“经济独裁者”如何设计了一套经济计划，该计划后来为德国在西班牙构建非正式帝国提供了条件。有意思的是，该计划的执行者是一些他不信任的人。 　　沙赫特精心打理德国庞大的外债，重塑了德国的产业组织，并依照新重商主义的传统，使德国的外贸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因英国无力维持、美国不愿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崩溃，这给了沙赫特空前的运作空间。他努力将德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较不发达国家，在这些贸易关系中，德国可以凭借自身国力改变贸易条件。借鉴大英帝国的经验，这位纳粹德国的“经济独裁者”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帝国”，以弥补德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很多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这些缺陷是《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借此，沙赫特制定了一套民族主义经济战略，这套战略不仅使纳粹干预西班牙成为可能，而且使这场干预有利可图。 　　希特勒援助佛朗哥打内战，最初是一个“瓦格纳式”的决策，而纳粹很快就超越了这种战略理性。第五章将梳理其具体过程。纳粹政权很快开始从西班牙内战造成的混乱以及佛朗哥对纳粹的绝对依赖中寻求经济收益。罗马和柏林的法西斯提供的支持，使佛朗哥成为国民军派的首要将领。当时在沙赫特的资金支持下，德国军备生产兴盛。为了战胜对手，佛朗哥需要德制军火，但德国只在最初的短时期里免费提供。最终，纳粹对西班牙的干预变得更关乎资源，而非意识形态。从1936年9月开始，德国干预的动机就变成了经济上的，一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这不是说战略动机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不重要，而是因为西班牙的自然资源和相对发展阶段恰好符合沙赫特经济计划的要求。第七章将深入梳理“沙赫特经济学”如何主宰了德国的西班牙政策，这是其他历史学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类似的情况不久后也在东欧和巴尔干诸国发生，历史学家对这些案例的研究要多得多。然而，纳粹的西班牙计划远比它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尝试更野心勃勃。这个非正式帝国用政治力量主导贸易：纳粹德国把“斯巴达化”的本土生产的产品运往西班牙，换取原材料来发展其有短板的国内产业，整个过程不需要浪费宝贵的外汇。这个交易过程是在纳粹国家机器的全面支持下，通过垄断企业完成的。以这样的方式，仅在两年时间里，且在西班牙内战的混乱状态下，德国就取代了英法两国几百年的地位，成为西班牙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截至1937年年中，德国经济的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沙赫特经济学”。在那之后，沙赫特的主要政策模式与经济构架依然大多延续了下来。然而在柏林的权力圈子里，这位央行行长曾无比鄙夷的“党棍”通过政治手腕排挤了他。尽管对西班牙的干预仍以“沙赫特经济学”为指导，但沙赫特的对手赫尔曼?戈林变成了执行人。希特勒也转而采取其他经济决策，这些决策使德国更濒临一场世界大战。第六章将详述这些决策。沙赫特离开决策层，是纳粹政权内部发生重要思想转变的一部分。这一转变放弃了基于“全球政治”传统建设非正式帝国的构想，把“生存空间”理论捧上了神坛。 　　替代沙赫特的人以种族主义伪科学为基础，动用武力向东方开拓“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希特勒花费的军备开支远远超过了沙赫特设定的目标。在此之前，德国经济已经过度依赖军备生产来实现增长和充分就业，在此情况下，大笔军备开支导致了一场危机。与沙赫特在柏林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西班牙推崇的帝国构建战略却很有效。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PDF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EPUB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