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真谛 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 Luigi Zingales

股票学习站 · 2020-4-15 02:49:47


	【资料名称】:繁荣的真谛【资料描述】: 041423461880.jpg 下载附件 041423461880.jpg 2020-4-15 02:49 上传　　内容简介　　《繁荣的真谛》作者路易吉·津加莱斯生于意大利，曾亲眼见证了裙带资本主义、腐败盛行对一国经济的致命伤害。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美国学习经济学，并致力于研究什么样的制度能带来持续的经济繁荣。那时候的他发现：在美国，成功并不是靠运气或出身，而是源于努力的工作。美国独特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模式，使穷人也能跨入在全球来看相对富有的行列。　　但是，如《繁荣的真谛》揭示的，过去十年，游说集团和政界内部人士相互织成关系网络大捞好处，而挣扎中的中产阶级无奈地看着毕生储蓄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湮灭。银行利润屡创历史纪录，却要花费纳税人的巨资去救助。赢家通吃型经济挤压了中产阶级，恶化了收入差距和社会流动性。美国正在逐渐滑向南欧式裙带资本主义——扶持企业而非扶持市场，关注朋党利益而非民众机遇的腐败政客操控了政治和经济。　　如何打破这种局面，重现经济繁荣？关键是找到繁荣的真谛：培育“民治、民享、民有”的自由开放的竞争市场体系。　　作者简介　　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企业家精神和金融学Robert C. McCormack讲席教授。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欧洲公司治理委员会研究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1992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目录　　版权信息　　本书的评论　　比较译丛序　　序言　　引言　　第一篇问题　　第1章美国特色论　　美国有哪些独特之处？　　历史因素　　地理因素　　文化因素　　制度因素　　幸运的结果　　第2章谁杀害了霍雷肖·阿尔杰　　什么样的成绩？　　民主制度与精英主义的矛盾　　老虎·伍兹与草坪维护工　　被抛在后面的众多草坪维护工　　霍雷肖·阿尔杰之死　　小结　　第3章美式裙带资本主义　　竞争的好处　　东印度公司　　对垄断的传统观点　　反垄断法的好处　　别人的钱　　裙带主义　　企业内部决策的政治化　　当代的东印度公司　　小结　　第4章裙带金融体系　　事情如何发生　　过大的权力　　大到不能倒　　大到不能管　　聪明到不能管　　过分的寡头垄断　　现代卡车工会　　第5章救助之国　　利维坦的成长　　塔洛克悖论　　肉桶问题　　反企业意识形态的终结　　公私合作模式的原型　　鲁宾的救助学说　　格林斯潘对策　　救助之国　　小结　　第6章学术界的责任　　提防专家　　团队精神、近亲繁殖与群体思维　　小结　　第7章民本主义的时机　　黄金时代　　其他国家正在追赶　　现代农民　　平民主义的反应　　何种平民主义？　　支持市场的平民主义　　第二篇解决之道　　第8章机会平等　　恼人的曲线图　　农场和电子书　　赢家通吃的经济学　　老板的价值　　输家的反应　　超级明星经济的影响　　超级明星经济的政治学　　错误的药方　　最糟糕的裙带主义　　券证制度带来的机会平等　　安全网的需要　　小结　　第9章以竞争对抗不平等　　我们就是裙带资本主义：学术界　　关于医疗产业　　主动促进竞争　　对反垄断的改造　　信息经济中的竞争　　完善公司治理　　小结　　第10章基于市场的伦理　　非道德的家族主义　　信任的重要性　　公民资本　　公民资本来自哪里？　　美国的原生优势　　道德与抵押贷款　　道德与经济学　　社会习俗如何确立　　商学院的角色　　小结　　第11章对游说的制约　　并非所有游说都是生而平等的　　证据有哪些？　　不公平的竞争　　监管的谜思　　谢谢你抽烟　　学术市场上的竞争　　对新闻的竞争　　扒粪的经历　　羞耻感　　集体抱团　　小结　　第12章简约为美　　为什么如此复杂？　　简约为美　　简单的执行　　零容忍的简洁　　以个人税为例　　简化公司税　　确定的简约　　简约和平等　　民众参与的执行　　小结　　第13章好的税收和坏的税收　　为什么用税收？　　税收的道德基础　　坏的税收　　好的税收　　两种有益的庇古税　　税收和补贴的政治学　　推翻肮脏的补贴政治　　小结　　第14章改革金融业　　货币政策　　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创新　　挽救市场　　控制华尔街的风险　　小结　　第15章给民众的数据　　数据的威力　　数据对于民众的意义　　民众对于数据的意义　　小结　　第16章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　　真正的紧张关系　　竞争的天才之处　　问责性　　依靠市场的道德基础　　致谢　　注释　　媒体评论　　津加莱斯的基本诊断完全正确……对于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关系到美国相对地位下降的诸多问题，本书都富有启发。　　——《金融时报》　　津加莱斯献给他24年前移民来此的美国的一首挽歌。　　——《经济学人》　　前言　　引言　　你是否受到过死亡威胁？　　在美国，至少对守法居民来说，死亡威胁是非常罕见的事。可我的一位朋友却遭遇过。他在哪里越界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是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的一位咨询师。AIG对于我这位朋友在数学风险模型设计中的成就非常满意，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份竞业禁止合同：用一大笔奖金换取他答应不会直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或开创自己的对冲基金。这是企业为挽留人才所采取的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对我的朋友来说，不幸的是这笔收入将在2008年底才支付，而那正好是在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行动之后，美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借款2230亿美元给AIG，以防止其破产。如果感到这个数字的规模难以理解，你可以想象是所有的美国家庭每户都给AIG提供了2000美元借款。因此当消息曝光说这家保险公司尽管业绩糟糕至此，却依旧给高管们支付了165亿美元巨额奖金之后，社会上群情激愤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我这位朋友的竞业禁止合同是那笔奖金中的一部分。甚至在丑闻爆发前，当一家报纸提及他曾经为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工作过时，他就已收到过几次死亡威胁。后来他更加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列入那笔被揭发的奖金的接受者名单。于是尽管没有法定的义务，他还是把这笔钱退回了公司，希望这个行动能让他的名字免于公之于众。出于对妻子和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安全的担忧，他还为她们安排了疏散计划。　　你对这个故事有何感想？从理论上讲，大家无疑会认为不管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像这样去进行恐吓都是错误的。但我愿意打赌说，假如你是属于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类型，那么你内心中至少有一部分会认为我这位朋友活该倒霉，特别是我还要告诉你，他所负责测算的风险是AIG所承保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的基础。虽然他的合同并没有与业绩挂钩的条款，但许多人会认为这无关紧要，他毕竟是那家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经济浩劫的公司的一员。然而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得到的整个体制被操纵的感受，所带来的启示却不只是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企业的财富。在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不但给那些生于这片土地的幸运儿带来了繁荣，还帮助了千百万被美式自由和希望所吸引、从世界各地来此的移民。　　可是，我们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正在褪色。在过去10年，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7个百分点。　　今天的20多岁的普通男子即使有幸找到工作，其实际收入也要比当年同一年龄段的父辈少19%。更多的年轻人还处于失业状态。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会发现从一无所有到致富的机会在减少，美国梦的前景正变得暗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会怀疑所谓神圣的契约精神不过是以纳税人为代价来保护富人利益的遮羞布。毕竟如果政府没出手救援，AIG就会破产，这些奖金就会和AIG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一样只能得到极少的补偿。那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给这些人全额补偿呢？愿赌服输难道不正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真谛吗？　　鉴于政府借出去的大部分资金最后都得到了偿还，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问题将逐渐平息。不过在2011年秋天，救助行动过去3年之后，成千上万示威者到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乃至全美各地的许多公园宿营，以表达其愤怒。这些示威者未必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但他们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12月的调查，赞成示威者提出的问题的美国人超过了反对的人：48%∶30%，当然很多人并不支持用这种方式来开展示威。示威者提出的某些议题得到的支持度更高，例如，目前有6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公平，偏向富人”，77%的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权力过大”。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而言，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忧虑。　　美国特色　　我认识的移居美国的大多数意大利经济学家（他们人数很多）是作为极左派而来的，有些人甚至是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喜欢美国的制度，他们还是来到此地，只因这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我还注意到，一旦进入美国之后，这些人往往会逐渐转变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转变要归功于之前积累的经济学知识。不过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自己从理论上学到的自由市场能够带来的许多好处在美国成了现实。奖励更多是根据成绩，而非政治归属来分配，竞争给人们带来了物更美而价更廉的产品，产业进入的低壁垒——在美国创立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天，日本是26天，意大利是62天，印度尼西亚达到128天——鼓励新的创意涌现，给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后文的第1章将谈到，历史、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的幸运组合让美式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民主制度在美国先于工业化出现——至少对产生了强势大企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是如此。因此当这些大公司在19世纪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足以限制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其实是民众对于大公司带来的政治腐败的反抗的成果，而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减少垄断造成的经济扭曲。　　在美式资本主义开始发育时，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中所占的份额也非常小。企业家们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因为财力有限的政府难以提供帮助。这与后起的工业化经济体的情况相去甚远，例如，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创造出来，而且从早期阶段起就出现了对政治权势集团有利的产业政策。需要人们依靠政治关系，而非市场业绩来致富的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不公平和腐败的资本主义。　　美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兴起过程受外国影响较小。相反在法国、巴西乃至加拿大，人们对于美国企业控制本国经济心怀恐惧，给本国的商业精英提供了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来寻求特权和保护的借口。这自然也加剧了裙带主义。　　最后，美国还受益于新教的伦理观，把财富视为努力工作的正当回报，而不是幸运的礼物甚至原罪。在一项聚焦国际比较的研究中，调查对象要回答对下列观点的相对支持度：“为了鼓励个人努力上进，我们需要拉大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应该更为平等”。新教徒大多数支持前一种观点，而天主教徒多支持后一种，穆斯林则更甚。　　由于上述各种缘由，美国形成了一种对经济自由和开放竞争的可行性与前景抱有信念的文化。受到激烈争论的“努力工作将获得回报”的观点，依旧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奉行的生活准则。这种态度减轻了美国的反市场压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稳定、更深入人心。美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普遍繁荣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众的支持。　　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　　随着时光流逝，上述的许多因素却已悄然改变。政府所掌控的GDP的份额在1990～2005年间增加了超过7倍，通过不断扩张的监管规范，政府的影响力提升得更快。企业界已经学会了与这种与日俱增的政府影响力相伴而行，并借以牟利。例如，企业界没有反对2009年的刺激政策组合，而是致力于捞取最大的利益份额。　　事实上，企业界在榨取政府的资金方面的确已变得比之前更加老到。美国国会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通过对特定受助对象的专项资金来影响企业的成败。本书第5章将介绍，这种专项拨款一旦启动，就出现巨量增长。人们对强化这种拨款的增长的普遍支持实际上是被误导，误以为公共资金能够以“公私合作”模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些措施都在帮助企业利益集团扩大市场权力，而随着它们开始更多地控制政治议题，民众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也会因之减退。　　如上文所述，民众的支持还需要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的普遍繁荣和公平感。但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第2章将会谈到，这些优势也已褪色。经济增长率和社会流动性在过去10年的降低损害了自由市场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繁荣的形象。把来自纳税人的数亿美元财富奖励给经济灾难制造者，让人们对这个制度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图书市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为大众写作并以此谋生，而不是仅仅效忠于富有的庇护人。这个过程对通才型的知识分子较为有利，但对更为专业型的人才却不然，核工程师很少会站出来反对核电站项目，金融学家也很少反对金融衍生产品。专家们对于自己学科的倾向性部分来自其选拔过程，只有那些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不过这种倾向性同时也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专业化引起的自然俘获”有关。这里所说的“俘获”意指负责监管或评估某些企业的个人或机构最终为这些企业的利益说话的现象。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思想观念的市场受众就越小。如果我是位核工程师，那我会发现依靠写一本有关核能的普及读物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我的才能的最有价值的利用是为核电企业工作。因此如果反对核电站，自己的人力资本就会严重贬值。例如，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的前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杰弗里·维冈（Jeffrey Wigand）就因为揭发了烟草行业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万美元年薪弄成了区区3万美元。　　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潜在雇主越少，专业技术人员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独立性。这种现象在报纸杂志行业中表现得很突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提供基金投资建议方面比专业性更强的媒体更为客观，因为他们拥有组成人员十分广泛的咨询专家团队，而专业性媒体却过分依赖少数不敢得罪自己的人物。类似问题并不限于报刊业，而是遍及各种行业：最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最缺乏客观态度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化程度最强的人，不敢对极少数潜在雇主有所不敬。这种现象造成了专家与普通民众的脱离，加剧了不信任感。　　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俘获现象一直都存在。不过在近年来，几个趋势导致这个问题严重恶化。第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20世纪初的医生可以轻松掌握各种医学知识，如今只能在非常细分的学科上勉强跟上最新的文章和发现。这样极端的专业化增强了企业对于知识界的影响力。《英国医学季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位前任编辑甚至说，“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不可能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第二个趋势是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在很多年来一直有着俘获、打击或者收买任何试图质疑其做法的研究人员的实力。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巨大财力和势力，会让反对它们的人付出沉重代价。类似的是，其他大型金融集团也能够俘获专家，并通过游说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　　要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庞大势力，我们可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措施。从这个进程之初，大银行就明确表示希望受到美联储的监管，其原因不在于美联储有着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纪录，或者说它是最符合逻辑的监管方（因为出于维护稳定目的而监管银行与保护消费者这两个目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而是由于美联储已经深受大银行的影响，这些银行决定着纽约联储局的理事会组成人选，并且美联储的行动所需要的信息也大部分来自它们。反对这项提议的人极少，因为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政府机构，希望在银行界从业或为其提供咨询的专家们都必须和大银行或美联储打交道。美联储的说客和朋友圈以及大银行的说客与朋友圈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围绕着同一论点，即美联储是执行银行监管的最佳机构，而全然不顾美联储过去曾犯下的重大监管错误，例如在本轮危机前没有强制执行抵押贷款标准等。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把这项责任最终赋予美联储，在我看来是毫无意外的结果。　　平民主义的时机　　如果要列举引发平民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那么占据前几位的应该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这在当今的美国全都出现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仅仅是开始。某种形式的平民主义的兴起在所难免，唯一的问题只是：何种形式？　　大多数平民主义运动都带有实现收入再分配愿望的特点，不过只有当市场失去了配置收入的合法地位，或者说被大多数人视为不公平的情况下，平民主义才会对自由企业制度的生存真正构成威胁。如果77%的美国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大公司的权力过大，而选民对腐败的经济制度失去了信心，那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质也会受到威胁。而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则自由市场制度本身的延续自然会成为问题。　　面对眼下的平民主义反弹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已开始要求特权和投资保障。请看看2009年3月由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宣布的公私合作投资计划，其中的主要私人投资者每1美元投资可以获得2美元的补贴。此类特权和保障激起了公众的怒火，引发平民主义的回击。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和市场上的大玩家的确在相互勾结，损害纳税人与小投资者的利益。于是为了避免在公众心目中与试图援助的企业挂钩，政治家们鼓励甚至参与到平民主义的攻击行动中。人们不再对契约和法治坚信不疑，正当的投资者遂变得越来越少。这反过来又导致遇到麻烦的企业除了寻求政府救助外没有其他选择，从而继续加剧裙带资本主义。此类情形我在意大利都已经见到过，陷入恶性循环后将很难摆脱出来。　　不过即使在强烈的平民主义情绪状态下，恶性循环也并非不可避免。本书第7章将谈到，19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费用的降低刺激了与当前类似的全球化进程，也导致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感到被挤压，某些企业的权势过于膨胀。但当时因之兴起的强有力的平民主义运动却没有摧毁资本主义，而是约束了权势集团的过分扩张。尽管此后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没有取得重大的选举成果，其论争和要求却极大地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议程，从反垄断到财务信息透明，从反欺诈到更为分散化的金融体制，由此实现了新的权力制衡，让平民主义能在美国建设性地发挥作用。今天的我们能否再次将平民主义的愤怒情绪引向打击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精英阶层，而不是摧毁自由市场制度？　　呼吁变革　　在美国陷入南欧式裙带资本主义或南美式长期衰落之前，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无疑是对传统的政治立场划分进行反思。在过去，美国的政治倾向被划分为亲企业派和反企业派，前者重视经济激励并希望依靠这些激励来推动增长，后者则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把企业视为“应该被猎杀的对象”或者“待挤的奶牛”。　　随着这一意识形态的差异开始淡化，两派就谁应该是奶牛达成了新的共识：纳税人。于是双方都很高兴促成企业界与政府的联姻。真正的立场界限是在加入这个腐败联盟的人与没有加入的人之间。后者的大多数成员是极左派，他们继续把企业界视为应该被猎杀的掠食者。支持市场、对大企业的权势过大感到担忧的政客和知识分子的人数则少得极不正常。所幸大多数美国人能明白大企业与自由市场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事物。根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与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创建的信任指数所进行的一份调查（我本人也参与了指导），有53%的美国人赞成“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最佳制度”的说法，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人则分别只有28%和19%。此外有51%的美国人赞成“大企业为自身利益扭曲了市场机制”的说法，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人分别为30%和18%。简而言之，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对大企业的影响感到担忧。　　本书正是为这些大多数人而作，他们中的很多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人，希望寻找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的做法。本书还将探讨两个近期以来的在政治谱系上截然相反的平民主义运动：茶党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令人蹊跷的是，这两个运动有大量的相似之处，都是反对精英，反抗利维坦式的权势集团——对茶党而言是指政府，对占领运动而言是指沉迷于政府援助的大企业。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两个利维坦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大企业本身，而在于拥有政治权势和垄断地位的大企业；问题也不是政府本身，而在于具有侵略性和腐败性的政府。房利美公司的低效无能是源于它作为一家大型垄断企业，还是作为一家政府扶持企业呢？答案是兼而有之。　　私人企业失灵经常是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给其提供补贴或特殊的垄断权；政府失灵则经常是由于它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归罪于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呢？两者都不对，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糟糕的制度的表现：裙带资本主义。　　支持市场发展的平民主义纲领　　本书的目的不仅是给大家敲响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癌变的警钟，还要提出如何在其扩散前与之进行斗争的纲领。这一纲领既忠实于美式资本主义精神，又融合了其中最优秀的平民主义传统。　　在20世纪之初的进步时代，对裙带资本主义势头的回击是增强政府的监管权力。而本书第8章到第15章提出的纲领将充分认识到，政府在太多情况下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办法的构成要素。虽然我并不总是反对监管，因为市场的有效运转需要规则，但我完全清楚在大多数时候规则是用来保护既得利益、妨碍产业进入，这不利于促进竞争。　　相反，我提出的纲领将强调竞争的力量。只有通过彼此对立的经济利益的竞争，才能改善所有人的福利。也只有通过彼此对立的政治利益的竞争，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缺乏竞争以及由政府补贴造成的扭曲，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实际收入的下滑。我的纲领着眼于发挥竞争的作用，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覆盖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正是依靠贪婪的律师们之间的竞争，才使没有权势的人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也正是依靠学者们与记者们对名望的竞争，才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受到问责。　　可是要想让竞争在这些领域创造奇迹，必须依靠数据信息。20世纪以意识形态为特征，21世纪则是数据分析的时代。借用传奇报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说法，我相信在有充分数据的情况下，任何犯罪、规避和欺诈都无法从精密的分析中遁形。　　当然在法律保护不力的情况下，竞争无法有效开展。如果股东得不到良好保护，竞争就会有利于那些最为奸诈，而非最为优秀的经理人；如果投资者受到蒙蔽，竞争就将眷顾那些大骗子，而非最好的资金管理人；如果客户掌握的信息不充分，竞争就会诱使企业借助客户的无知来牟利，而非着眼于改进生产效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承认规则的重要性。不过我主张的是少而简单的规则，它具有若干优点。例如，使特殊利益的锁定更为困难，从而降低游说活动的激励；尽可能减少解释和制定规则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整个经济制度的效率；更便于选民进行监督，从而防止或尽量减少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的现象，增强问责性；同样重要的还有，简单的规则必然是粗略的，仅限于应用在真正需要的场合。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用最好的法律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很难的，但用糟糕的法律来破坏它却很容易”。　　然而，法律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要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延续，我们还需要良好的社会习俗。机会主义行动会损害美式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所有信仰自由市场的人，都有责任倡导良好的社会习俗：鼓励正当合作，惩罚舞弊钻营。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那个夜晚，我有两个不寻常的感受。首先是前文谈到过的令人兴奋的掌控感，仿佛所有的目标都触手可及。但与这种力量相伴的还有某种恐惧。在一个腐败的制度中生活，我可以把所有失败都归罪于制度，甚至包括那些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如今没有替罪羊之后，就只能责怪自己，那感觉就像离开防护网的杂技演员的表演。　　尽管我的经历相对惬意——坐飞机来到美国，行李也不是硬纸箱——但与数百万被美国的独特魅力吸引而来的移民也大同小异。美国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广阔、美丽和富饶，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自由。　　当少数不满足现状的英国移民决心去找寻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时，他们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实验的　　序幕。美国的国父们不仅建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并且创造了民治、民有和民享的经济制度。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往往成为少数富有的精英借以扩张财富的工具，而美式资本主义则由于特殊的环境而生存和繁荣起来：关注普通人利益的政府，把财富积累视为道义责任而非最终目标的价值观，对于能给所有人提供机遇的制度的信仰。这片希望的原野能把勤劳和智慧之士从全球各地吸引而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有各种缺点和局限，美式资本主义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依旧是最高标准。　　不过，我们不能将美式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弄明白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复制这种模式，我们才会为拥有这一制度感到庆幸，并理解捍卫它的必要性。　　精彩书摘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那个夜晚，我有两个不寻常的感受。首先是前文谈到过的令人兴奋的掌控感，仿佛所有的目标都触手可及。但与这种力量相伴的还有某种恐惧。在一个腐败的制度中生活，我可以把所有失败都归罪于制度，甚至包括那些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如今没有替罪羊之后，就只能责怪自己，那感觉就像离开防护网的杂技演员的表演。　　尽管我的经历相对惬意——坐飞机来到美国，行李也不是硬纸箱——但与数百万被美国的独特魅力吸引而来的移民也大同小异。美国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广阔、美丽和富饶，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自由。　　当少数不满足现状的英国移民决心去找寻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时，他们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实验的序幕。美国的国父们不仅建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并且创造了民治、民有和民享的经济制度。在世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往往成为少数富有的精英借以扩张财富的工具，而美式资本主义则由于特殊的环境而生存和繁荣起来：关注普通人利益的政府，把财富积累视为道义责任而非最终目标的价值观，对于能给所有人提供机遇的制度的信仰。这片希望的原野能把勤劳和智慧之士从全球各地吸引而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有各种缺点和局限，美式资本主义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依旧是最高标准。　　不过，我们不能将美式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弄明白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复制这种模式，我们才会为拥有这一制度感到庆幸，并理解捍卫它的必要性。　　每位移民都会想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贵族以及腐败的朝廷代表“天赋王权”，而忽略成就和品质——于是人们的才华、能力和毅力必然会有更大的机会施展。相比之下，君主国家已经被那样的邪恶制度摧残了数个世纪，其影响仍在延续。　　——伯根（F. W. Bogen），《德国人在美国》（The German in America）　　是什么决定了公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任何国家，这个支持度都与勤奋而非幸运决定成功的感受呈正相关，和对于腐败的感受呈负相关。两个相关关系都能很好地解释公众对于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另一项近期研究则显示，只有40％的美国人认为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幸运，而不是努力工作。相比之下，有75％的巴西人，以及66％的丹麦人和54％的德国人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源于运气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态度是如此与众不同。　　有些学者提出，公众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支持不过是成功的美国梦宣传运动的结果，是美国文化中虚构的神话。的确，我们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可是尽管总量统计指标没能明确显示美国的制度在经济开放度上的差异，最高收入阶层的情况却很能说明问题，并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繁荣创造出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前，美国的豪富中也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属于“自创”性质，而德国只有十分之一。凭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人在欧洲经常被称为“暴发户”或者“新贵”，这种带贬义的称呼意味着他们不属于那些通过继承、无勤劳工作就占有财富的“上等人”。换句话说，财富在欧洲往往被看成一种特权，而非通过努力换来的回报。【下载地址隐藏】：点：回复可见地址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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