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经济 英国经济史新论 乔尔莫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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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启蒙经济_英国经济史新论     【资料描述】: 　　编辑推荐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本书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重点论述了思想和制度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 　　内容简介 　　传统的标准解释将始于工业革命的英国现代经济增长归因于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中，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相结合，全面考察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有力地论证了启蒙运动带来的创造性及其对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信念，影响了英国思想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工匠的经济行为，进而引领英国迈入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启蒙时代英国思想巨变的重要性，也就无法理解工业革命。 　　本书超越了传统解释，强调了思想和信念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为我们重新理解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曾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现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目录 　　总　序 　　致　谢 　　地　图 　　引　言　经济变化中的意识形态、知识和制度因素 　　第一章　1700 年的英国经济 　　第二章　启蒙运动和经济 　　第三章　有用知识和技术 　　第四章　启蒙政治经济 　　第五章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第六章　英国技术领袖地位的缘起 　　第七章　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 　　第八章　英国和世界： 一个开放的经济 　　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农业 　　第十章　服务部门：商业和运输 　　第十一章　服务部门：金融和个人服务 　　第十二章　进步和生产力 　　第十三章　启蒙时代的人口变迁 　　第十四章　启蒙经济中的性别和家庭因素 　　第十五章　技术进步时代的工厂和公司 　　第十六章　社会规范和公民经济 　　第十七章　正式制度：国家和经济 　　第十八章　生活水平和不平等 　　第十九章　结论：1851 年的英国经济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从“光荣革命”到水晶宫世界博览会这一期间，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是如此。本书是一部个人解释性著作，分析哪些因素发挥作用，促成现代经济发展萌芽于后来发展成为“工业化世界”的地区。所有人都认为，在“工业化世界”中，英国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书介绍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未能面面俱到：考虑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汗牛充栋，任何研究都应有所侧重，我也斗胆照做。简而言之，本书指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作用等标准论据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18世纪是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充分检视这一事实产生的经济影响。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思想和哲学启迪着人们构建的现实世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经济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否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和经济学本身一样古老。马克思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认为，信念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本身则很大程度上由技术、人口、地理等更深层的力量决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持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意识形态大体上内生于经济环境，无法影响经济环境。一些经济学家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即“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早或晚或好或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我将会指出，在历史现实中，两者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在适当的环境中，正如18世纪的英国，这一相互作用产生了正向反馈回路，带来了经济史上自农业出现以来的最大变化：即工业革命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萌芽。 　　人类的认知和信念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方式具有历史偶然性。我的意思是，它是许多绝非不可避免的局势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有人认为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念非常关键，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政策制定者负责制定有关经济游戏如何运行的规章制度。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科学家、熟练技工、发明家、企业家的信念和理念可能更为重要。当然，理念并非从天而降。商业和城市社会对于创造智识理念（intellectual ideas）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养活一大批凭借智力而不是靠耕作为生的人。这些人的主业是思考和分析，在思想市场中开展竞争（Mokyr，2007）。一些理念最终胜出，而其他的理念却没有。通过这一竞争激烈的自然选择过程，智识环境发生变化，对“现代”政体和经济体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一些理念能够最终胜出，成为“主导范式”？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在合适的“环境”中，一些理念能够胜出；有时虽然环境有利，但是理念迟迟未到或者以失败告终。就像在进化生物学中，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为什么一些适应力极强的物种能够幸存下来，而一些适应力同样不弱的物种却惨遭淘汰。历史存在某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不确定性。时机和偶然性能够解释最终的结果。当然，如果理念顺应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那么它们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精英阶层秉持的理念，其演变过程是否存在自主性逻辑（autonomous logic）呢？精英阶层的信念被证明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就结果而言，言辞（rhetoric）是否完全无足轻重？如果认为意识形态只是经济利益的反映，而劝导（persuasion）本身根本不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上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唯物论的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总体而言，创造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擅长劝导他人，并慢慢地向同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精英灌输全新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于为何制定出台现有政策这一问题，我们在寻找答案时，可以首先回答“符合谁的利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不过，它绝非终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寻找“何人获益”（cui bono）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经济利益团体经常遭遇其他经济利益团体的反对。人们结盟，达成交易，同时还必须考虑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言辞，来说明什么最有利于“国家”。改革者每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当权者和保守派的反抗，结局充满不确定性。结局并非预先设定或者无法改变；如果没有这些结果，我们是无法解释英国转型的。 　　有待解释的问题很多。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到1850年，英国人口数量与1700年相比增加了两倍多。此外，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达到45%，而在1700年这一数字仅为18%）。人们向陌生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要求员工守时守纪的大企业工作。他们在国内出行时乘坐火车，而不是“驿站马车”（又称公共马车）。人们航海时对帆船的依赖越来越小。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同样，人们与邻居及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700年，市场已经无处不在；到了1850年，市场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通过市场购买日常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时也通过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拿出储蓄进行投资。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棉质衣服，而不是羊毛或亚麻材质的衣服。同时，尽管人们的住房和食物质量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经过仔细考查，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有所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叙述往往被人指摘采取了“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即我们叙述变化时，好像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促成我们最终观察到的结果。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核算工作经常将这一转型描述为成功范例，从而被人指摘存在“扬扬自得”的心态。在本书中，我会小心行事，避免犯下类似的错误，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仍有可能犯错。史学家在介绍这一变化过程时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即是否能够并且应该避免强调，依据大多数标准，特别是当时的标准，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范例？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到举办著名的水晶宫世博会（1851年）时，英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领袖，享受着突如其来的（尽管昙花一现的）政治威望和霸权，并且有能力确保英国一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在当时，这一部分人口所占比例不小，且占比还在不断提高。过去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享受（或者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奢侈品开始进入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国家的史学家都会对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生的情况极感兴趣。说到底，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国一样经历了经济转型，最终海外领地也实现了经济转型。这一时代“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得益于它，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最低消费水平，过上了舒适、安全、闲暇和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生活，而在过去仅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一切。无论人们认为商业工业主义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技术成就是福佑还是诅咒，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已成事实。在本书讨论的这一时期里，繁荣之树发芽，并首次开花。这一切发生在英国，居于中心的是工业革命。 　　如果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侧重历史的社会学家就世界经济史达成什么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就是，归功于工业革命，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英国。尽管涉及时机和因果关系的许多细节仍有争议，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意识到，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点，不列颠群岛发生了深刻、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最终蔓延到西欧大部分地区、北美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其他地区。在1700年，对世界尤其是英国而言，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新鲜事物。鲜有学者会对下列说法持异议，即自诺曼征服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模式日益多样化，总产出实现长期增长。在1688年，格雷戈里·金（King，[1688]，1936）勾勒出首份有关英国经济状况的定量图。然而，依据现代标准，英国经济变化速度极为缓慢。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是在经济史中，程度意味着一切，并且经济变化加速问题是有待解释的核心事件。 　　同样，如果我们将英国在本书讨论的时期里的经济史称为“工业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就有误导性，因为这样就好像这一时期的前夕只是工业革命的前奏，而在它之后的数十年只是工业革命的余波。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回头来看，它对全球经济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无须考虑后来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英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介绍、分析、定性，甚至建模。在170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切与工业革命毫无关系，或者关系很小。工业革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在它之前和期间发生的所有一切必然“引发”甚至推动工业革命，也不代表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工业革命造就的。 　　不过，经济增长问题将继续让经济学家着迷，同时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经济增长表现平平，不仅慢于今天经济学家认为的“正常”经济增长，而且存在着质的区别。在当今时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技术进步，以及经改良的生产资料、新技能和胜任力（competence）的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积累代表并推动创新。尽管在1750年之前，世界就已取得了技术进步，但它们在推动经济变化方面仅发挥了次要作用。尽管我们很难对上述假设进行量化，但是似乎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当时的经济增长虽表现平平，却基本上仍可以被视为人们熟知的“斯密型经济增长”。斯密型经济增长是基于商业扩张、市场发展、资源配置的完善。亚当·斯密指出，当两个地区或经济体相互开展贸易时，双方都可从专业化分工中受益。自此之后，经济学家一直传授这一观点。在1450年至1750年间，贸易额大幅增长，西欧从中受益尤多。贸易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用知识的增加：船舶设计和航海技术得到完善，地理知识得到扩充，人们找到了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此外，各种制度得到完善，从而强化了“法治”，进而推动贸易的发展。制度致力于剿灭海盗，完善合同和产权的执行，减少风险，提供信贷、保险和信息，并提供合理的担保，确保贸易伙伴兑现承诺。这些制度是实现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市场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经济学教导我们，如果重新配置劳动或资本，使之从低生产率用途转移至高生产率用途，将会提高总产出。通过完善制度框架和市场，我们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人们在市场中开展经济活动。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德国南部地区和英格兰曾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斯密型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当时，商业繁荣发展经常与工业和技术变革挂钩。在17世纪黄金年代，荷兰成为富国，这部分归功于该国的航运业和商业；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依赖于帆布织造、造纸、制糖等依靠或者服务于国际贸易的行业，并且能够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和开展竞争。不过，驱动此类发展的引擎通常是商业和制度完善，技术只是提供辅助动力而已。在1750年左右，一切都已开始发生变化。对工业革命最贴切的定义是将技术置于经济变革主引擎位置的一系列事件。 　　许多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马尔萨斯机制主导着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在马尔萨斯机制下，人口压力导致人均收入停滞不前。一种现代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克服了此类人口负反馈效应。这一观点特别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在史学家中也很司空见惯。工业革命的意义在于资源产量增长“跑赢”了人口增长。为什么资源能够胜出？随着资源开采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能够更好地开采一直拥有却无法利用的资源，可用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三个基本因素促成了这一现象。第一个因素是创造力。在马尔萨斯模型描述的“有机经济”中，动植物构成能源基础，四处可见的水力和风力作为补充（Wrigley，1987，1988，2004a）。有人说，在工业革命推动之下，英国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而以矿产和化石燃料为物质能源基础，从而增加了可供经济支配的有效资源。铁和后来的钢材取代了木材，煤炭取代了畜力和人力能源。虽然这一观点可能低估了1700年之前的经济对风力、水力等无机资源的依赖程度，但是大体上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人们本来以为固定不变的土地供应增加了，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在18世纪，英国加大开采自然资源的力度，这并不是因为它面临来自需求侧的压力，而是因为矿物开采、运输和利用方面的知识在不断增加。第二，英国日益依赖进口资源。英国盛产矿物质，但是矿物质不能当饭吃。不过，英国可以从海外一些国家进口粮食。这些国家拥有更多或更肥沃的土地，因此粮食生产成本更低，这是英国无法比拟的。为换取粮食，英国出口工业制成品和矿物资源。第三，人们终于决定少生孩子。在过去，除了爱尔兰以外，英国人口不断增加，但到了19世纪，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且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两者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 　　人们经常提到，在马尔萨斯撰写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论》（Malthus，1798）时，它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了。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在此之前，他的模型充其量只不过是相当粗糙地近似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书中最著名的理论是“工资铁律”。该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人均增长注定失败，因为人口增长将抵消它。在一定程度上，下列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尽管依据现代标准，经济增长速度很慢，但从长远看，经济仍保持了增长。农业、矿业和航运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与1400年相比，到1700年可供英国普通人选择的日常消费品要丰富得多。大多数学者估算175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在0.2%至0.3%之间（Snooks，1994； Maddison，2002，第46页、第90页）。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每250年到300年翻一番。 　　此外，支配人口波动的力量似乎远比人均收入因素要强大：疾病和传染病发病率似乎遵循自身规律，并且可以归因为外源微生物事件，以及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即死亡率对人口过多问题做出的内生反应（Goldstone，1991）。气候波动同样对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此外，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荷兰经济学家伊斯特·博斯鲁普，对经典的马尔萨斯模型提出批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收入减少，进而导致人均收入减少。这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马尔萨斯低估了社会通过更加密集、高效地利用相对稀缺的资源适应人口压力的能力。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