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艾恺（Alitto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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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资料描述】: 　　内容简介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艾恺先生的成名作，也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本书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是了解梁漱溟、透视梁漱溟所处时代的最好著作。 　　作者简介 　　艾恺（Guy S.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导论 　　对梁漱溟性格和经历的几点评价 　　梁漱溟和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世界性的保守主义反应 　　农本主义和乡村建设 　　梁漱溟和他父亲的关系 　　第一章　父与子 　　桂林梁氏 　　文化上反传统观念的梁济 　　作为道德贵族的梁济 　　梁漱溟的早年 　　第二章　精神异常、自杀、成圣 　　梁济的民族自救计划 　　共和革命 　　梁济的誓愿 　　梁漱溟的危机和退隐 　　佛教 　　复出 　　梁济的自杀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北大风气 　　文化问题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意欲和文化的形成 　　反对文化融合 　　科学和民主 　　西方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易经》和直觉 　　孔子的直觉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主义 　　中国的早熟 　　人类即将中国化 　　中国的文化困境和梁漱溟的结论 　　一个矛盾的解答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胡适的看法 　　其他的批评 　　矛盾及其批评家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 　　一个政治改革的计划——“我们的政治主张” 　　讲学 　　社会主义 　　批评与教育改革 　　梁漱溟遇到两名同事 　　梁漱溟离京赴鲁(1924—1925) 　　梁漱溟再度隐退(1925—1926)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共产党人和梁漱溟的“顿悟” 　　广东，1927—1928 　　陶行知和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梁漱溟回到北方 　　对现有乡村工作的评价 　　村治派 　　乡村建设理论的第一次系统阐述：1929年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对西方社会的探讨 　　中国：宗教的灭亡 　　人类文化和“理性” 　　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第九章　乡村建设：儒家的现代化 　　对乡村建设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辩护 　　士和农民 　　团体组织形式和政治 　　乡约 　　儒家和毛泽东主义 　　第十章　“南京十年”时期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1927年 　　农村的地方精英 　　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乡学村学是人民的衙门：邹平方案的精髓 　　合作社 　　自卫力量 　　旨在改进道德的地方团体 　　农业技术 　　公共卫生 　　菏泽及“菏泽方式” 　　乡村建设在山东的推广 　　当时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评 　　对乡村建设的批评：理论和实践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民主的第三力量的前奏：1937—1939 　　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 　　为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而工作 　　敌后1939：致山东沉痛的告别辞 　　第三力量的崛起 　　重返政坛：和平谈判和内战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回到政治生活，1950—1955 　　与毛泽东的冲突和1955—1956年的批判运动 　　晚年，1975—1977 　　第十四章　1986年跋 　　采访 　　梁漱溟的暮年 　　参考书目 　　梁漱溟所著书： 　　其他： 　　会谈： 　　媒体评论 　　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艾恺 　　《最后的儒家》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构思和文笔彰显出大师功力，仅仅是第一页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本书虽说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各种资料来源不啻几百种，却如小说般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谢伟思（John S. Service）美国资深外交官、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延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牟宗三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费孝通 　　梁先生的人生有点像个圣人，圣人悲悯持世，进而止不住要救世，总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来改善这个社会。一般的读书人安于书斋，只满足于笔下风云，多徘徊于砚中风韵。从这个意义来讲，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章润 　　艾恺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方便我们审视中国革命，思考何为奉献和责任……有鉴于此书与中国目前的问题息息相关，并圈点了当代中国领导人无法回避的思想社会的难题，其出版可谓逢时矣！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此书揭示了儒家思想的永无止境与儒家哲学的当代性。 　　——傅乐诗（Charlotte Furth） 　　以雄健清楚的文笔，艾恺写了一本广泛探索和详尽研究的书。 　　——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 　　艾恺表现出特别好的学术与记述能力。这部书一定能与最好的中国史书并列。 　　——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 　　《最后的儒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显像，而艾恺将之叙述得非常好。 　　——詹姆斯·乔丹（James Jordan） 　　前言 　　中文版序言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世纪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外第一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己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20世纪40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年写了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 　　在50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The Last Confucian(《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 　　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拙著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1986年修订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吴浩先生邀我将中文版修订再版，以为纪念，我欣然同意。王宗昱先生与冀建中女士在翻译、引文查证与核实等方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译本基础上，就术语的表达、文意的纠偏和事实的确认，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方家教正。 　　艾恺 　　精彩书摘 　　“我看你满身臭气！”毛主席突然夺去发言者的麦克风，对他发出一连串声色俱厉的痛骂。(1)瓮声回响的北京怀仁堂陷入了一片紧张沉寂的气氛中。这是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聚集在怀仁堂的几百人正惊愕地盯着讲台，在座的人几乎从未见过主席如此毫不自制地发怒。遭到毛泽东言语攻击的对象，是一位身材弱小、着旧式长袍的人，他到底做了什么，竟激起毛泽东如此空前的公然盛怒？(2)毛泽东指着这位戴眼镜的矮个子的面孔继续说道：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海伦——艾恺注)还美。(3)甚至在25年后官方出版的《圣经》似的《毛泽东选集》中，虽然删去了谩骂的内容并润饰了文辞，但毛泽东当天下午对梁漱溟的批评读来仍不只是训斥而几近痛责。梁漱溟当天提出的任何问题似乎都只会招来一顿新的怒骂。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4)毛泽东继续骂道：“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梁漱溟在此之前的发言显然是招来毛泽东谩骂的原因。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也曾大胆地攻击过政府采取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为这样就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农民身上，从而使城市工人事实上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恩来当即对梁漱溟的第一轮发言作了强有力的回击，而毛泽东则是喃喃自语并且看上去很恼怒。意识到自己已引起了国家最有权力的人的愤怒的当口，梁漱溟竟要求允许他再作一次发言。 　　梁漱溟前一轮反对政府的评论堪称是古老传统中清流之勇的延续。梁漱溟同“皇帝”的争辩完全是出于为“朝廷”考虑。那天，历史学家吴晗大概也在场。他很可能从这一情景中获得了创作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灵感。这出道德剧的主人公海瑞也在朝廷上为农民发言。像梁漱溟一样，海瑞“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他既不为暴力威胁所屈服，也不为失败所动摇”(5)。善哉！梁漱溟既然已扮演了无畏的农民代言人的角色，又展现了他著名的道义上的英雄主义，那么，他欲再次发言究竟还有什么企图呢？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