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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 曼斯缪·奎尼 米歇尔·卡斯特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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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39:54
【资料名称】:天朝大国的景象: 西方地图中的中国
【资料描述】:

  编辑推荐
  1.68张精美手绘地图,天朝版图的历史变革一览无余
  2.外国人对中国地理变革研究的翔实记录
  内容简介
  《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由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和他的学生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写作整理而成,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书中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资料、新闻报道和奇闻轶事,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
  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也就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全景图;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本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诸多方面。作者评述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初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的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十七、十八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从科学和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
  《天朝大国的景象》特点在于,它不仅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而且努力地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作者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地图材料,从西方地图绘制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从中探讨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其间对于沟通中西之间交流的历史人物,亦分别进行了叙说。
  《天朝大国的景象》视角独特,有学术深度和学术价值。从译文内容上看,译者长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翻译较为准确,语言明白晓畅。本书存在的问题是:书中的地图属于历史史料,由于当时的地理学知识发展不完善,测绘手段和测绘工具不完备,加上西方人对中国史地的认识存在欠缺或不全面之处,有些地图带有绘制者的主观猜测或想象的因素,故而地图本身的准确性有待商考。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
  曼斯缪·奎尼是热那亚大学人文与哲学系地理学教师,同时也是意大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其科学著作《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重构》被译成数种语言.他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学、制图史和疆域史。
  米歇尔·卡斯特诺威1968年出生于萨沃纳,是热那亚大学人文与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员。卡斯特诺威是一位航海史专家,也是意大利历史地图研究所成员,同时也是一本评论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汪前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地图史专家。
  目录
  出版说明
  序言 描述中国的地理学:一部悠久而迷人的历史
  第一章 中国之镜
  从欧洲到中国:从神话到神话
  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中国版图的地理学图景
  知识的产生与积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巨大障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到欧洲,即“巨大的障碍”是怎样消解的
  欧洲作为中国颠倒的镜子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地学观念:中国是居住区的一部分
  古代的居住区观念:远东
  气候理论的连续性
  托勒密所描述的亚洲
  罗马人眼中的东方:丝绸地区,黄金与白银之岛
  皮尤廷厄地图中的中国
  第三章 中世纪地学思想中的远东
  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的制图:世界地图
  作为虚构之地中心的远东
  作为虚构的民族和动物之中心的远东
  阿拉伯制图
  第四章 欧洲旅行者奔向中国:马可·波罗之前与之后
  从陆路抵达中国
  马可·波罗对亚洲形象的影响
  中国海上的7400个岛屿
  约翰·曼德维尔对地理学图像的贡献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时代有关东方的制图
  对托勒密的重新发现与拒斥
  从海路抵达“中国的欢乐海岸”:大发现时代的旅行家们
  葡萄牙制图中的中国
  澳门:中国境内的第一个欧洲港口
  三位伟大的制图家——加斯托迪、奥特琉斯、墨卡托笔下的中国
  第六章 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
  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笔下的中国
  地图上的位置:中心或边缘?
  在华耶稣会神父
  卫匡国的著作
  卫匡国和马可·波罗
  第七章 从神话到知识:荷兰制图
  17世纪的航海制图:荷兰人的世纪
  欧洲制图中持续存在的神话
  西方制图中的中国长城
  亚洲和美洲之间分界线的绘图描述
  第八章 法国与中国
  作为“御用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
  科学院的作用以及莱布尼茨的指导
  杜赫德的描述和唐维尔的作用
  第九章 《南京条约》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图像
  19世纪早期
  没有了华丽词藻的中国
  媒体评论
  描述中国的地理学:一部悠久而迷人的历史
  继《地图之神话:近代史上的西方绘图学》一书出版后,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及其弟子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又有新作发表,该书被收入《小熊星座》丛书系列,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文中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数据资料、新闻报导和奇闻轶事,更棒的是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内容固然有些艰深,不过,从第一页起,这些古地图的历史以及对那个广袤的东方帝国的允恰定位的历史就引发了一个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的故事。因此,其著作也就俨然成了一部历史小说。
  随着故事的展开,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在这两个帝国之间有着一连串或定居或游牧的民族,他们既是两大文明交流的媒介,同时又成为阻碍交通的反面角色。欧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尽管在古地图中有很多反映处于古典时代所谓居住区的这块广袤大陆另一端情形的说明,事实却是,两个帝国之间从未有过正面的接触。由此,我们能得出的印象就是,这个由汉廷统治的帝国是唯一能与我们的古典世界全面争霸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强国。
  至中世纪,神话时代已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首批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的地理以及文化探索。然而,正如作者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是“沉默寡言的旅行者”,因为他们并无兴趣讲述其经历和故事。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曾被迫讲出了其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精彩冒险。这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称道的马可·波罗。可能并非出于本意,不过他成了推动西方认识中国的领军者,贡献远甚于其他任何旅行者。
  十六世纪初,正面的接触开始了。于此,葡萄牙航海者们功不可没,是他们率先抵达了中国海岸,长久定居下来并蒙天朝特许获得了一小块领地(澳门)。当然,首屈一指的还是耶稣会士们,他们采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并把各自地理知识的传播看作是其使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概念相遇了:一方面是我们的基于地图绘图的描绘方式,致力于新地域的探索,以此来服务于宗教或商业意义上的征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色的描绘方式,以管理为宗旨,专门服务于对如此庞大帝国的统治。由此,下述事实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最早向中国人揭示地球为球形的居然是来华致力于文化“调停”工作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们,而此时的中国人仍然坚守地方之说,认为世界止于其国土之四疆。
  耶稣会士们所编写的著作数个世纪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基础。事实上,直至十九世纪末,一位访问罗马的中国旅行者所携带的城市介绍还是由十七世纪的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以中文发行的一部地理学著作。
  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并不仅是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他们也在努力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这样,他们也为中国神话的创造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中国被当作是民间和政治上诸多优点的典范,这个神话在欧洲启蒙时代传播得非常广泛。
  两位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也就勾勒出了一幅所有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问题的全景图,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本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诸多方面。评述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初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的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十七、十八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从科学和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得益于对作为近代史最初几个世纪主题的地理大发现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基础,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愔熟地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地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地图绘图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纯粹人性故事的迷人主题: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但它一旦为人所知,就越来越统合到其所归属的全球背景之中。尽管这个故事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我们仍能从其中受益良多。
  前言
  序言 描述中国的地理学:一部悠久而迷人的历史
  费德里科·马西尼
  (Federico Masini)
  继《地图之神话:近代史上的西方绘图学》一书出版后,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及其弟子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又有新作发表。该书被收入《小熊星座》丛书系列,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文中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新闻报道和奇闻轶事,更棒的是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书中的内容固然有些艰深,不过,从第一页起,这些古地图的历史以及对那个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恰当定位的历史可以成为对读者非常有吸引力的故事。因此,其著作也就俨然成了一部历史小说。
  随着故事的展开,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在这两个帝国之间有着一连串或定居或游牧的民族,他们既是两大文明交流的媒介,又是阻碍交通的反面角色。欧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尽管在古地图中有很多说明,描述了古典时代所谓居住区的这块广袤大陆另一端的情形;事实却是,两个帝国之间从未有过正面的接触。由此,我们能得出的印象就是:这个由汉廷统治的帝国是唯一能与我们的古典世界全面争霸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强国。
  至中世纪,神话时代已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首批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的地理以及文化探索。然而,正如作者们所述,他们是“沉默寡言的旅行者”,因为他们并无兴趣讲述其经历和故事。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曾被迫讲出了其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精彩冒险,这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称道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可能并非出于本意,不过他成了推动西方认识中国的领军人物,贡献远甚于其他任何旅行者。
  16世纪初,双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对此,葡萄牙航海者们功不可没,是他们率先抵达了中国海岸,长久定居下来并蒙天朝特许,获得了一小块领地,即澳门。当然,首屈一指的还是耶稣会士们,他们采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实,并把各自地理知识的传播看作其使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概念相遇了:一方面是基于地图绘图的描绘方式,致力于新地域的探索,以此服务于宗教或商业意义上的征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色的描绘方式,以管理为宗旨,专门服务于对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由此,下述事实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最早向中国人揭示地球为球形的,居然是来华致力于文化“调停”工作的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而此时的中国人仍然坚守地方之说,认为世界止于其国土之四疆。
  耶稣会士们所编写的著作在数百年间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认识西方的基础。事实上,直至19世纪末,一位访问罗马的中国旅行者所携带的城市介绍还是由17世纪的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以中文发行的一部地理学著作。
  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并不仅是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他们也在努力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这样,他们也为中国神话的创造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中国被当作在民间和政治上具有诸多优点的典范,这个神话在欧洲启蒙时代传播得非常广泛。
  两位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勾勒出一幅所有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问题的全景图,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本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方面。评述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且又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17、18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从科学和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在近代史最初的几百年间,地理大发现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曼斯缪·奎尼(Mansimiu Queenie)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le Custer)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地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地图绘图,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纯粹人性故事的迷人主题: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最初是令人恐惧的,但它一旦为人所知,就越来越统合到其所归属的全球背景之中。尽管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遥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其中受益良多。图2亚伯拉罕·奥特琉斯,《寰宇概观》。约翰长老帝国地图
  精彩书摘
  在约翰长老的宫殿门口,爬上一百二十五级台阶之后,就会来到一座巨大的镜子之前。这镜子被置于一根圆柱之上,这根圆柱又被置于两根圆柱之上,依次而下,四根,八根,十六根,直至底座为止。柱子、柱脚和台阶用最贵重的宝石制成。然而,约翰长老那无与伦比的镜子的奇妙之处并不止于此,而且还在于它“法力超凡,能使监督者看到并巨细靡遗地掌握在我们周边的隶属省份中发生的所有阴谋、所有有利和不利于我们的事情”。
  在约翰长老王国这个乌托邦的幻象中,映射出的是中世纪欧洲安定感的缺乏,并因此寄希望于它正在探索的远隔数千里的遥远疆土。约翰长老是一个拥有七十多个属国的辽阔帝国的教皇。他的帝国成为当时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心目中的一个模范。在这个国度中,纯洁和正义占据着统治地位,自然缔造着奇迹并演绎出令人惊奇之极的进步,不管是人文的还是技术的。约翰长老给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可能是在1150年左右,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宫廷里一位佚名的教士所写,并在下一世纪里被译成法语。从那时起至16世纪,这封信札被传抄、转译,改编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爱尔兰语、俄语、塞尔维亚语和希伯来语等各种版本。“这函信札成功地把零散的幻像编缀成一部首尾一贯的小说,其真实性令人无从怀疑”[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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