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纲：从传说时代到辛亥革命 中国通史入门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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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中华史纲     【资料描述】: 　　编辑推荐 　　作为一个学过历史的文科生，我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并不陌生。即便如此，在阅读李定一教授的《中华史纲》时，我仍感到异常新鲜、惊喜连连。 　　李定一在自序中说希望能撰写一部“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他做到了这一点。 　　二十岁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师，二十七岁在英国跟随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阅读西方史书，李定一对于西方史书深入浅出的撰写方式印象深刻，所以他准备三十余年，近七十岁提笔撰写《中华史纲》时，力求“人人易懂”。 　　他运用的语言很简洁，且有一种典雅的质感；叙述历史的方式颇似司马迁，精炼而犀利，常常只用几百字，便将一个王朝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择要勾勒，或将一个历史人物几十年的生平、多面复杂的个性传神道出。如此一来，即使是熟悉的历史，经由他的叙述，也变得别有味道。 　　与动辄好几册的其他中国通史类图书不同，《中华史纲》篇幅适当，能让读者“快速、清晰地了解本国历史”。虽为史纲，又“简得其当”，详略有致。 　　冯友兰曾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史纲”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简单罗列，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几千年的历史讲述得详略有致，需要著者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对史实做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李定一坦言自己曾经因为某人或某事应该配置在何处而久思不决，甚至打麻将时也想着这件事。虽是笑谈，可见其用功之深。 　　“一般人都能够阅读”，通俗加好看即可；“愿意读下去”，则非有打动读者的独到见解不可。《中华史纲》深深吸引我，并使我反复阅读的，便是遍布全书的独到见解：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两件事，且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术士，而不是儒生”；六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王莽是顺应民意登上帝位的而不是篡汉；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修建大运河，而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失败；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而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清代朴学兴起，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受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李定一不是为故意吸引眼球而发哗众取众之论，也没有借用西方某种*新理论，做看似新颖实则牵强附会的分析。他不过是未受框架和窠臼的束缚，解除人为的遮蔽，用慧眼考察史事，所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他从独特的角度发他人所未能发之议论，于平常处见大功力。如从洪水对全球各民族的挑战谈大禹的地位，从西罗马帝国为蛮族覆亡论汉武帝大破匈奴的意义。秉持大格局的历史观高屋建瓴，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完全不一样。 　　客观、理性，是《中华史纲》的书写特点。他写《中华史纲》，其叙述之客观，令人尊敬，也令人赞佩。尊敬他不偏不倚，即使在论述中外之事时，也不因民族立场而做狂妄自大之论；赞佩他面对人与事的纷繁枝叶，总能条分缕析，把握重点又兼顾全面，不似他人顾此失彼。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作为复杂多变。当别人纠结于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用“好”与“坏”的道德概念去进行简单评价时，李定一只是客观、理性地将前因后果、好坏优缺、影响波及剖析得透透彻彻。与偏颇的争论相比，展现历史的全貌更为重要。 　　李定一的书写是丰富而有温度的。他不仅写王朝更替、制度变迁，也写百姓生活。他说殷（商）人有吃狗肉的习惯，祀典中通常都有犬；又说唐代人生活很奢侈，一场喜酒，“动辄万计”。 　　有人说李定一是抱着一颗阅历丰富的心来写《中华史纲》，这实在是精辟之论。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古稀老人，他对于历史的认知，自有其老辣之处。如他从人性的角度，对后汉外戚与宦官权力斗争的深刻分析就令人叹服。“外戚虽专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异己，固不遗余力，而对舆论清议，却尚略有虑忌。”“宦官的来源不外是罪犯与贫穷者，或丧风败德无法容身闾里之无赖，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他们根本不在乎舆论清议，而清议却去反对他们，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通过他犀利的分析，我们读懂了人性，读深了历史。 　　读《中华史纲》，培养和锻炼的是看待历史和思考历史的思维，如因果思维、现场思维、本质思维，等等。历史不是支离破碎的事件、人物，而是因果沿袭的积累，吕后是文景之治的奠基者，北魏近百年的均田制奠定了隋繁荣的基础；只有站在历史现场的角度，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对西汉人崇信“五德终始说”有所了解，我们便能认识到王莽代汉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行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汉武帝以布衣为丞相，并非在于破格用贤才，而是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在不知不觉中，你对历史的认知更为深刻，你看待历史的眼光，比别人更智慧。 　　最后，关于如何阅读《中华史纲》，我有两个小小的建议。一是不易读得太快。读得太快，只会看到熟悉的历史，却错过了作者散落在各处的精辟论断。二是正如一首好曲子会有一段前奏，《中华史纲》也有几章的铺垫。性急的读者，可以从《第五章：“中华世界”的创始》开始阅读，直接体会更多的精彩。 　　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知名学者包遵彭、吴相湘等共同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两辑十八册。 　　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 　　1960年，《中美外交史》（第一册）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昇、牟润孙、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返回台湾任教。 　　1978年，修订出版《中美早期外交史》。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华史纲》出版。 　　李定一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即对历史要秉持客观、持平的态度。作为教授，他是学生眼中“有个性的历史学家”，他讲的课是学生追捧的名师之课；作为历史作家，他用慧眼考察史事，使一般读者均能获得巨大启发。 　　精彩书评 　　秦始皇及二世享国仅十五年而亡，并无孝子贤孙长久促使无耻的文人去颂扬其祖先“圣德睿哲”“宽仁内蕴”“天质英毅”等的“圣德”，又无争宠的佞臣芟削其丑恶谬妄的言行。所以关于秦始皇的评论，遗留下来的只有六国遗老宣泄其对秦深恶痛绝的言论。（见本书P140页）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上看，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从人道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残忍的。……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做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见本书P374页）明之将帅士卒，降清之后才能士气均焕然一新；畴昔与民变军队作战，多望风披靡，不能御敌；今则相反，破民变军队如秋风扫落叶，成鲜明对照。可见皇帝昏暴愚聩与廷臣派系倾轧影响之大。洪承畴、吴三桂尚是明之大将，但耿仲明、尚可喜之流则明之偏裨军官，在清廷的驱使下，战功煊赫，出人意料。（见本书P560页）自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内地传教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断了，中国的西学也日渐凋零。从此，中国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只限于少数在东方以赚钱牟利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报告，中西两大文化遂因为缺少正当合理的接触机会而彼此隔膜日深。（见本书P604）目录 　　第一编 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 　　第一章　蒙昧时期 18 　　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 19 　　五帝：传说时代 26 　　第二章　三代：历史的肇始 36 　　夏代（前2070—前1600） 37 　　殷商（前1600—前1046） 40 　　西周（前1046—前771） 54 　　第三章　春秋时代（前770—前481） 66 　　霸政的兴起 67 　　霸政的发展 73 　　各国的变化 79 　　第四章　战国时代（前481—前221） 84 　　战国变法图强 85 　　诡谲的国际斗争 92 　　社会的激剧变动 98 　　孔子：民间讲学的创始者 102 　　诸子百家，百花齐放 112 　　第二编 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秦汉三国与魏晋（前221—317）第五章　“中华世界”的创始 126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 127 　　秦始皇时代（前221—前210） 133 　　对秦始皇的评论 138 　　复古与维新的斗争（前209—前202） 145 　　第六章　中华世界的确立与发展 154 　　文景之治：大一统局势的奠定 155 　　武帝的兴革 160 　　中华世界的巩固 166 　　王莽兴起的背景 172 　　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 178 　　第七章　衰颓时期（25—220） 188 　　光武帝的政策 189 　　黯淡迷惘的士风 193 　　外戚、宦官与名流 201 　　长期分裂的前奏 207 　　第八章　大分裂的序幕 214 　　曹操的志事 215 　　三国的人物 222 　　三国鼎立 230 　　西晋：统一的幻象 235 　　第九章　中华文化概述 242 　　农业情况 243 　　工商业发达 248 　　学术与科技 253 　　第三编 新陈代谢时期——“五胡乱华”与南北朝（317—589）第十章　大动乱局势（304—439） 262 　　西晋边境的情势 263 　　匈奴称雄时期（304—350） 269 　　羌氐称雄时期 275 　　北魏的统一 281 　　第十一章　江南的开发与繁荣 288 　　南渡后的政局 289 　　东晋的北伐 297 　　南朝的政局 303 　　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317 　　第十二章　旧文化的再生 326 　　孝文帝的华化 327 　　中原的分裂 336 　　新民族的旧文化 345 　　第四编 中华文化之定型——隋唐与两宋（589—1279）第十三章　辉煌的唐代 356 　　大一统盛世的前奏 357 　　唐初的政局 366 　　由盛而衰的经过 377 　　唐代之衰亡 387 　　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399 　　第十四章　唐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408 　　唐代的经济社会 409 　　唐代的文化 417 　　第十五章　国势式微时期 426 　　五代十国的概况 427 　　宋代开国的政策 436 　　变法图强 445 　　南宋的苟安 455 　　第十六章　两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464 　　宋代的经济社会 465 　　宋代的文化 472 　　第五编 中华文化之发展——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9—1842）第十七章　元明两代之大势 486 　　蒙古人统治中国 487 　　明太祖的开国政策 496 　　明初政局 506 　　明政之衰与张居正之改革 515 　　明成祖的海外发展 527 　　元明两代的文化 535 　　明代之衰亡 546 　　第十八章　大清帝国 554 　　一统中华 555 　　清初的统治 563 　　由盛而衰之历程 572 　　早期中外关系 584 　　中西文化交流 596 　　清代的文化 610 　　第六编 中华世界的没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2—1911）第十九章　西方势力的入侵 624 　　鸦片走私问题 625 　　鸦片战争 633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643 　　大清帝国的解体 653 　　第二十章　全国大动乱 670 　　太平军的勃兴 671 　　太平军的政治策略 684 　　满汉政权的转移 696 　　第二十一章　自强运动 712 　　“师夷之长”的发端 713 　　基督教再度传播 726 　　自强运动的阻碍 736 　　第一次中日战争 747 　　第二十二章　救亡运动 764 　　开民智运动与百日维新 765 　　义和团事件 784 　　辛亥革命 793 　　国民革命之顿挫 802 　　精彩书摘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论世界各民族于发展过程中均遭受挑战，有的能克服而继续进步，有的不能克服便停滞下来，不再进步。洪水是各民族遭受到的最普遍、最严重的挑战，有许多民族不能克服洪水所加诸的灾难，其文化便停止发展，停留在洪水前的状态。如非洲、南洋群岛、澳洲等地的土著或民族，在与现代文明接触以前，几千年毫无进步，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大禹是对中华民族最有功绩的伟人，孟子仅将大禹与后稷同誉为很富同情心的人，何见之陋也。 　　——见本书P30 　　这个时候正是“魏有信陵，楚有春申，齐有孟尝，赵有平原”的时代，吕不韦以秦之强大亦当效法养士，乃大肆招致，有食客三千。吕不韦养的士，比上述四公子的水准高，他们不仅是一批“鸡鸣狗盗”之徒而已，其门客集体创作的《吕氏春秋》，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便是明证。王安石讽评孟尝君乃“鸡鸣狗盗之雄耳”，确是至论，但王安石大概基于传统对秦的成见，不提吕不韦养的士。其实以吕不韦所养的士，与养士流名千古的四大公子所养的士相较，就品质而言，不啻霄壤。 　　吕不韦门下宾客三千，济济多士，最显著的是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 　　——见本书P128 　　我们知道二十二岁的秦王能够戡定祸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乱，并不简单。嫪毐内有大权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国吕不韦支持，权力大到“事无大小皆决于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觉，临事果决，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众多的党羽？处置吕不韦没有引发任何株连政局的剧变，足见秦王的手段圆通宽宥；能如此轻易地去除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权臣，亦足以显示秦王的政治长才。对李斯谏逐客的从善如流，对郑国渠的继续完工以及尉缭所叙述的节俭谦恭的德行，在在均足以让我们知道秦王政是一个何等人物。 　　——见本书P131页 　　多数人虽然希冀天下一统，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后的心理反应也很复杂。张良是韩国真正的贵族，他要刺杀秦始皇，为的是替韩国报仇。有名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显示楚人对秦痛恨之深。秦昭襄王将楚怀王的尸体送还楚国时，楚人全国哀悼，项羽入关后对秦的大肆报复，与这种心情有关。换言之，数百年政治思潮主流虽是大同主义，但亡国之恨、故国情怀很难顷刻完全从人们心里抹去。秦始皇用人，尽量不分国籍，唯才是举，但仍有很多人隐逸不出，张耳、陈余、范增等人都是例子。对知识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会被轻易忘怀的。 　　——见本书P138 　　陈胜起兵，火药已引发，秦的基础深厚，虽然大军全在北方防匈奴，又于南方征百越，关中空虚，但大将章邯临时发囚犯，仓促成军，也能连战皆捷。陈胜起兵不过六月，章邯便歼而杀之，叛军声势最浩大的项梁也被击杀，可见秦要敉平变乱的力量仍存在。不过，一年之中，全中央政局陷于赵高、李斯的斗争中，二世虽不一定是坏人，但庸碌无能。李斯死后，由于赵高专政，名将章邯投降项羽，从此关中门户大开，以“崤函之固”，也挡不住刘邦的大军。 　　——见本书P147 　　汉高祖凝合天下各国平民的力量所建立的政府，这个大一统的政权，与秦始皇以一国之力而并吞其他各国，在实质上，在意识形态上，均迥然不同。因此秦始皇一面要积极推行天下一家的工作，一面要防止各国反叛。汉高祖以天下人而统一天下，他不必去推行什么统一的工作，只要能继续推行秦始皇已经规划好的大方针，顺应天下万众一心的和平愿望便够了。 　　——见本书P155 　　吕后僭夺刘家皇权和残忍对待情敌，与其施政无关。我们必须承认文景之治是吕后政策的延续，吕后也是汉初大一统政府的奠基者，因高祖死后到文帝继位之间的十六年的关键时期是由她主政。 　　——见本书P159 　　公孙弘为相六年，年八十终于相位。继起布衣为相的六人，均尸位素餐而已。丞相无事可做，相府破烂也不修整，到后来沦为马厩、车库或奴婢宿舍。即使如此，六人中除石庆外，皆因罪被杀。所以我们认为武帝以布衣为丞相的主要鹄的不在于破格用贤材，而在于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不愿皇帝的权力有人掣肘，所以任用“布衣”作装饰品，以便一切出自宸断。这是治汉史者所不能不察的。 　　——见本书P163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前78），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最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前60），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见本书P174 　　后汉因有王莽的前车之鉴，对外戚弄权素无好感，外戚秉政自然树了不少敌人。何况在勤王的大前提下，朝臣自然乐于帮助皇帝将有权势的外戚消灭，宦官因此很受皇帝重视。由于皇帝夭寿，太后的命也不够长，于是相似的故事循环上演，殊少例外。外戚有更迭，此兴彼衰，一家倒下去，另一家又兴起来；而宦官却不然，他们自成一利害与共的集团，长幼相传，每参与一次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便增加一分历练，也增加了他们在朝廷的一些党羽。他们每立功一次，便接受皇帝的酬劳而获得一些权势，如此日积月累，宦官的势力浸渐强大，夺权的能力也历练日精。当时名流领导的“清议”，均拥皇帝而贬外戚，没有想到所拥戴的实际上是宦官。 　　——见本书P202—203 　　后汉士风重名节，对恩主报恩的观念深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道义集团。郡守可自任属吏，又可选举孝廉，孝廉要向恩主报恩，属吏对主官，竟比之为君臣关系，属吏要忠于他们的所谓的“君”。有一位太守贪赃枉法被下狱，朝廷拷问他的属吏以求罪证，属吏竟以“臣不能谤君，子不能责父”作答。有一位县令闻知他的恩主要经过县境，乃去迎候，因稍迟未得见面，遂弃其官守，追见其恩主。这一类事例很多。因此，在后汉的士人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只有效忠于个人的“热忱”，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是分裂的原动力。 　　——见本书P208—209 　　胡汉杂居的情况在边境很普遍，边境的官吏良莠不齐，压榨胡人之事常有，汉民的狡黠者勾串欺凌胡人者，亦层出不穷。胡人生性剽悍好斗，团结力强，在忍无可忍时被迫叛乱，因此自后汉末年以迄“五胡乱华”，沿长城以南各地，胡人杀吏劫城、掠财戮众之事，各地时有发生。他们的“祖国”基于自身的利害，并未直接介入，所以他们的行动都被汉室敉平。大军压境，小规模叛乱自易戡定，膺惩与报复之事，自不能免，由是官吏与胡人之间，胡、汉平民之间积怨日深。循此恶劣途径，辗转反复演进，累积百余年，胡汉间的血海深仇已成万世冤孽。这便是“五胡乱华”时，那一切大规模、残忍、暴虐、血腥行为发生的背景，也是西晋政权的定时炸弹。 　　——见本书P268 　　苻坚绝非庸碌无能之人，为皇帝二十八年，南征北讨，可谓身经百战，手创大国，何以竟一战而败，一败而灭亡，破历史纪录？……苻坚征服四方，全靠氐族团结一致的武力，而今氐族分散四方，他已失凭借，将统一天下的力量寄望于对他心怀深仇大恨的异族军队上，虽有“雄师”百万，又有何用。苻坚施行军事移民政策时，王猛已死。更有甚者，他徙杂胡十万户到关中，其中有鲜卑慕容氏四万余户，而鲜卑是他的“仇绥”，所以有人抚琴而歌曰：“远徙种人（同族）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在这种政策下，苻坚外无凭借，内有心腹之患，所以淝水战败，苻坚逃归长安，即为慕容冲聚鲜卑人十余万所逼，逃入五将山而死。与一般的对外出征不利，还可回到根据地重整旗鼓，或得苟安一时的情况迥异。 　　——见本书P279—280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