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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丹尼尔·戈迪斯(Daniel Gor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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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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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名称】: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资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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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16 上传
编辑推荐
◆作者戈迪斯是在美国出生并完成高等教育后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
◇本书除了关注巴以冲突外,更多地聚焦于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书中收录了8幅极具史料价值的历史地图和45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历史图片。
内容简介
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得主——丹尼尔·戈迪斯最新力作。生动再现以色列跌宕起伏的建国历史。深刻揭示以色列民族深邃的灵魂。剖析了为什么地球上最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国家之一。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观点睿智。《我的应许之地》作者阿里·沙维特、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丹迪斯·罗斯、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等极力推荐。
内容简介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但建国以来一直吸引着世界的注意,既受到许多人青睐,也常常成为抨击的对象。
◇为什么国际社会如此关注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众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如此严重的分歧?为什么以色列会做出这些决策?它的未来将会怎样?
◆戈迪斯带我们重温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式事件,向我们介绍一位位凭借满腔热血和强大灵魂在关键时刻改变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他既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是如何成为一个文化、经济和军事强国的,也指出了这个国家犯下的错误,追溯了其在国际上长期受到孤立的根源。戈迪斯清晰而权威地证明,以色列最主要的目的和最重大的成就是实现犹太民族在现代的重生。本书探究的正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
作者简介
◆耶路撒冷沙勒姆学院的副校长和克雷特基金会特聘研究员,《耶路撒冷邮报》和《彭博视点》的专栏作家。
◇他撰写了多本关于犹太思想和以色列政治流派的书,其中《拯救以色列:犹太人怎样才能打赢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获得2009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荣获2016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
◆2007年,他帮助成立了以色列第一所博雅学院——沙勒姆学院。目前他居住在耶路撒冷。
译者:王戎,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希伯来语讲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以色列国防军研究,已出版《以色列概论》。
校译者:宋立宏,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犹太文明、古代地中海世界方面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编著和译著。
目录
引言
佳评推荐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第二章 故土某处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致谢
附录1 人物简介
附录2 非英文术语释义
附录3 以色列《独立宣言》
附录4 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附录5 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附录6 延伸阅读
引用文献
索引
媒体评论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丹尼尔·戈迪斯写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充满勇气、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感兴趣,都会在这部持论公允、叙事平衡和众所急需的书中发现深刻的见解。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
以色列是谁?它从何而来?为什么犹太国将继续存在,且必须继续存在?戈迪斯精准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当有人问我:“关于以色列,如果只读一本书,应该读哪本?”现在我已有了答案。
——丹迪斯·罗斯
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失去的和平:争取中东和平的内幕》作者
以色列史可以说是现代以来*伟大的故事,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陈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丹尼尔·戈迪斯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用丰富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充满激情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本书会让对犹太国感兴趣的人爱不释手,还会成为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献。
——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 迈克尔?奥伦
《六日战争:1967年6月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塑造》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写下了一部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在其中,他不仅通过政治家和战士,还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戈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灵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在地球上*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受喜爱的国家之一。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像梦想家一样:统一耶路撒冷但分裂国家的以色列空降兵》作者
关于以色列国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终于有了一部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作品。
——戴维·沃尔普
洛杉矶西奈圣殿拉比,《大卫:分裂的心》和《令失败有意义》作者
这本书用精彩、易读、细致和睿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任何想弄清楚世界上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底波拉·莉丝黛
埃默里大学现代犹太史和大屠杀研究多罗特基金会特聘教授
《否认:大屠杀历史的审判》作者
从几乎被摧毁走向重生,以色列走过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内容丰富,过程痛苦。在丹尼尔·戈迪斯编织的这张关于以色列史的美丽挂毯中,我们能看到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怀着坚定的梦想,这个新的民族一方面喜欢自我反省,追求精神生活和文化知识,但另一方面,他们战胜了沼泽和沙漠,一次次因为没有退路而拿起武器。《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很好地提醒我们:凭借新的语言、世俗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以色列当之无愧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塔利娅·卡尔纳
《莫斯科酒店》和《耶路撒冷少女》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小说家的写作才华于一身。他探究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为何及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让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
——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
《犹太文学》《犹太伦理学准则》和《拉比》作者
戈迪斯在事件的叙述中融入了他对历史的判断,有效使用了文学文献和对以色列形成期关键人物的介绍,对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特别是其灵魂,进行了深入思考。《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的作品。
——伊兰·特洛恩
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
前言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在以色列,要做现实主义者的话,你必须相信奇迹。
——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
1898年,马克·吐温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写道:“俄国制定了驱赶犹太人的法律,西班牙在400年前决定驱逐犹太人,几个世纪后奥地利做出同样的决定。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几乎在每个时代……都限制犹太人的活动。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个又一个行业,到最后几乎无事可做。犹太人不能务农,不能当律师,不能为非犹太人行医治病,不能从事手工业。甚至连高等学府和科学专科学校都不得不对这个可怕的对手紧闭大门。”
但马克·吐温提到,有位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策略,能让犹太人告别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你们听说过西奥多·赫茨尔的计划吗?他想让全世界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政府。当然,我认为他们会保留苏丹对巴勒斯坦的宗主权。在去年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地的犹太代表团齐聚一堂,这个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马克·吐温的语气表明,他赞赏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同情他们目前在欧洲的困境,甚至多少能理解他们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愿望。但他也表达了顾虑:“我不是苏丹,我也不是要反对;但如果把全世界最狡猾的大脑集中到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我认为最好还是阻止他们。让这个种族发现自己的力量可不是件好事。别让赛马知道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再也没法骑了。”
马克·吐温大概想不到自己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这篇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50年后,以色列建国。这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人类故事之一。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能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达到如此高度。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有时听起来像神话,但都是真实的。
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的民族最终实现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创造奇迹、开创未来的故事。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驱逐出犹地亚,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先祖的土地。在每日的礼拜仪式上,他们总要时时提及耶路撒冷,请求上帝准许他们回到锡安。不管在哪里祷告,他们都会面朝耶路撒冷。逾越节晚餐仪式的末尾,他们会一起说“明年耶路撒冷见”。离开锡安是迫不得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重回故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拨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欧洲即将掀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浪潮;有的人移民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认为犹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但悲哀的是,让这一理想变成现实的,不是犹太人的祷告,而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幕幕恐怖场景。
尽管英国1917年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观念,但进展缓慢,随后英国人对犹太人的立场由模糊转为敌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燃起的建国希望。紧接着,从1939年到1945年,纳粹分子屠杀了波兰90%的犹太人,而战前的波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总人口达到330万。全部算下来,纳粹屠杀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场种族灭绝前所未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们认识到犹太人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建设各种建国前的机构,并最终赶走了英国人。1948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
建国初期,以色列非常困难,这个刚成立的国家财政储备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而且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吸收比当时人口还多的大量移民。犹太国建立后,许多国家开始驱逐本国的犹太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北非、伊朗、伊拉克等地来到以色列。遭遇过惨痛经历后,15万纳粹大屠杀的难民也来到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当时除了少量无法耕种的沼泽地,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沙漠。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和资金短缺,国家没有太多办法解决这么多人吃住,开始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刚刚建国几年,这个国家就濒于财政崩溃。
但以色列人没有自暴自弃,部分原因是他们无处可去。美国犹太人长期对犹太国这个观念持暧昧态度,但他们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以色列提供了急需的财政资源。加上德国人支付的大屠杀赔款,以色列逐渐从贫困和羸弱中走出来。以色列建设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了制造业,修建了国家输水系统和大量住房。通过不断展现自己的实力,以色列不但发展成地区强国,还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英国、法国一道谋划复杂的国际合作。建国20年后,由于以色列的成功及其对犹太人形象的重塑,苏联犹太人开始要求移民以色列。又过了几十年,以色列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甚至是西方羡慕的对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比整个欧洲大陆的公司还多。
以色列的快速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还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度,到2000年时已生产出几十种在国际上获奖的葡萄酒。这个国家在几十年前只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现在则拥有数不清的频道,以色列电影还入围奥斯卡奖。这个国家接收了许多被一些人当作被动和无助的典型的大屠杀幸存者,如今已成为军事大国。这个自古以来视学习为神圣使命的民族将该传统带到新生的国家,孕育出非凡成果,赢得多项诺贝尔奖,为诸多研究领域设立了国际标准。
以色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一场革命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现状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让犹太人获得重生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很多方面,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古老犹太教的反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欧洲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受攻击,长期被边缘化,欧洲当然要谴责,但犹太人自己也有责任。犹太人不应该随时甘愿充当受害者。不管生活在哪里,他们总以为那里是自己的家,直到东道国驱逐或谋杀他们。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然后就是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暴力活动。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一直被动、软弱、充满恐惧,他们不曾尝试保护自己,不曾争取历史的主动权,而是挤在一块继续研读古老而神圣的经文。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正是急需改变的,他们的革命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多方面试图切断犹太人和历史的联系。为了迫切追求全新的犹太身份,他们不惜更改姓氏。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就是如此。大卫·本-古里安出生时叫大卫·格鲁恩,摩西·夏里特出生时叫摩西·谢尔托克,列维·艾希科尔的本名是列维·什科尔尼克,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以前叫果尔达·梅耶森。更换姓氏是和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新的犹太世界观、新的犹太体格、新的犹太家园以及新的犹太名字。他们要创造“新犹太人”,让犹太民族实现重生。
以色列国的确出现了新犹太人,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很多种新犹太人。以色列有一点很有趣: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止讨论犹太教与犹太人的现状和未来。这类讨论有时礼貌而克制,有时却会演变成以色列多条政治阵线上的激战。尽管争吵激烈,犹太复国主义总能在这条阵线上获胜,令人敬佩地获胜。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当年生活在欧洲的胆小怕事之辈,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了全新的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犹太人没有家园的事实。面对20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种族灭绝的仇恨,许多犹太人无处可逃。美国和加拿大关闭了国门,英国人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许多载有犹太难民的船只无法靠岸。这些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大屠杀的船只有时不得不返回欧洲,或被敌方舰艇故意击沉,仅仅因为无人想要“多余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决心改变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事实,以色列的建国实现了这一梦想。
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流亡之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复兴先祖时代的繁荣文化,让犹太人说自己的语言,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太人像他们的祈祷书中所说的那样分散在“大地的四个角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他们能重新聚集在一起。上千年的流亡让希伯来语这种曾经的日常用语成为神圣的宗教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要让这种几乎死去的语言重获新生。犹太人要像其他民族一样创造自己的音乐、艺术、文学和诗歌。他们既要创造高雅文化,也要创造大众文化。犹太人要生活在先祖们熟悉的城市中,行走在圣经中的祖先安居乐业的土地上。犹太领导人将制定战争、和平、经济、医疗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不但实现了这些理想,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以色列如何反映了犹太民族的重生,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中就有这方面内容。
当然,并非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都能实现。西奥多·赫茨尔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等人认为,犹太人能给中东地区带来进步,因而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相信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不和任何其他民族发生冲突。可惜,这个想法过于天真。早在建国前几十年,犹太人就一直处在一场激烈而痛苦的冲突中,很遗憾,这场冲突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总设计师,西奥多·赫茨尔还认为,一旦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就将成为历史。这个想法也过于天真。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让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变得更为复杂,也让欧洲犹太人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起起伏伏也是以色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会作详细探讨。
以色列是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既有诸多宗教圣地,又有热闹的酒吧和精彩的音乐表演(有人会说这是亵渎神灵)。这里在某些方面非常传统,但在其他方面又非常现代。这里居住着逃避现代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同时又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这里既居住着拥有不同肤色和种族背景、说不同语言的世俗犹太人和犹太教徒,又聚集了不少非犹太人。以色列吸收的移民(这里是全世界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大多来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以色列是非常成功的民主国家。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以色列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虽然以色列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单卷本著作像本书这样,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和平衡的观点,面向大众介绍以色列的故事。当然,目前不乏介绍以色列历史的优秀的单卷本著作,但其篇幅通常是本书的两三倍,很难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更长的篇幅能够深入探讨本书匆匆提到甚至没有提到的问题,但并不利于把以色列的整体“故事”讲好。
很多书只讲述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解释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厘清不同的故事情节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所以本书讲述了犹太国这种“观念”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明白这个观念源于何处、如何传承以及如何从梦想变为现实的。
本书在介绍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将着重解释发生的原因。犹太人从哪里得到去巴勒斯坦建国的观念?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偏偏要选择巴勒斯坦?国际社会何时开始支持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支持?多半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人怎样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一路下来运行得令人赞赏?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吵个不停?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以色列的未来将会如何?
本书也会叙述许多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美国人讲起美国故事,一定会讲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夜间骑马报信、乔治·华盛顿强渡冰封的特拉华河和英勇感人的阿拉莫(Alamo)守卫战;同样,以色列人也有自己的历史故事。这些记忆是理解以色列人心态的关键,从中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的方式,也能够明白世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本书将为大家讲述以色列民族记忆中最重要的故事。
本书还将介绍在历史背后的这个顽强、热情和独特的民族。为了控制篇幅,书中对许多以色列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简略。比如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时,将只讨论以色列为什么会打这场战争、战争过程的主要环节及其对以色列的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别的书记录了以色列在每场战争中的军功,但本书志不在此。
有些主题,本书几乎没有涉及。比如,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史引人入胜,但是除了拯救以色列经济的德国赔款和以色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科技产业,本书没有把重点放在以色列经济上。同样,这部简史也没有提到其他许多事件和人物。
以色列情况复杂,任何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篇幅较短之作,都只能是对它的一种解读。即便是一些看似“客观的”事实也存在激烈的分歧,关键人物的动机和意图就更难分析了。
此外,什么是对以色列合理的“叙事”同样存在争论。没有任何两个人在写作一本书时会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以色列的成就应该给予多大的肯定?如何指出以色列犯下的错误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如何取舍内容?如何分析某些人物的决策和选择?如何通过统一连贯的视角把这些内容串联在一起?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读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在对待各种立场时如履薄冰,尽可能用我相信的可靠史实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展现的以色列历史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提到以色列的成就,也提到它的过失;既谈及它非凡的过往,也谈及它令人忧虑的未来;既有它的善举,也有它的恶行。任何宏伟的故事都包含众多角色,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来来往往,起起伏伏,有时能成就伟业,有时又犯下失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组织、政党、国家等。我尽可能以生动活泼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讲述了这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古老观念变成现实的历史。这个国家奇迹般地渡过重重难关,但仍然面临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一个民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重获新生的故事,一个复杂、富有戏剧性和悲伤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叹和鼓舞人心的故事,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现在是时候开始讲故事了,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事情的经过,以及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精彩书摘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
(已发表于《文汇报》2018年3月23日)
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须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一本关于以色列的书?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说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观点,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翼转向了政治右翼——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195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39岁时举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典型、*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
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51岁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广的诗篇: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在仁慈的黄昏时分,
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
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
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
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
星星将我骗害,
梦境业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无。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
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
宋立宏
2018年1月
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
【精彩样章】
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
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由于成本过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举行阅兵仪式。*后一次阅兵在1973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建国25周年。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认为,拉宾和艾希科尔在阅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军队进入了西奈半岛。第二天参观阅兵期间,他们不断收到新的情况通报。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
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接下来的三周被以色列称为“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之意),这是以色列史上*紧张的一段时间。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有1.5万人、100辆坦克、150辆装甲车和包括苏联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有学者认为纳赛尔当时已下定决心开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摆出的姿态,只是后来事态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来他就是要发动战争。5月16日,纳赛尔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957年以来(1956年西奈战役以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Sharm al-Sheikh,这是位于西奈半岛*南端的一片地区)的国际边界线上建了几十个观察站,部署了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防止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并保证埃及不会封锁蒂朗海峡(参见地图6)。但现在,大量埃及军队已经涌入西奈半岛。
接下来,纳赛尔做出明显的交战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将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以色列以为吴丹起码会做出形式上的反对。可吴丹立刻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甚至都没有通知联合国大会。5月19日,联合国人员全部撤离。显然,联合国并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攻击。
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如果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红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东方的重要商业通道),以色列将视之为宣战行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两天后,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短短8天时间内,埃及抹杀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获得的所有外交成果。
这时外交战线*为关键。当时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开普敦,婴儿时就随家人迁居伦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东方语言。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并成为该组织期刊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工作,后来还成为英军情报部门军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
1947年,埃班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联络官,他在此时把名字改为希伯来语化的“阿巴”。后来他同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当选为议员。1966年,他开始了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长生涯。
埃班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埃班说:“我认为你是当今世界口才*好的演讲者。”)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他急忙来到法国。在11年前的西奈战役中,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但埃班出发时就担心这种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久前,法国外交部总司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表示:“法国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和法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间并不矛盾。”以色列人都明白,阿尔方只不过嘴上说说“以色列生存权”,实际在意的却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埃班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会谈,证实了他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夏尔·戴高乐坚持认为,应当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但这个要求显然不现实,因为不存在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何况苏联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会致力于外交解决。戴高乐还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埃班指出封锁蒂朗海峡构成交战理由,戴高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法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锁行为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的影响。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国曾许下承诺,一旦遭到埃及封锁,法国将认可以色列的作战权。戴高乐若无其事地说: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
对法国失望后,埃班前往伦敦,同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面。在伦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尔逊告诉他,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一定不能让封锁政策得逞”。1957年,为了让以色列离开西奈半岛,美国承诺,如果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离开伦敦来到美国后,埃班同林登·约翰逊的会谈让他失望。约翰逊同意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属于“非法”行为,但他告诉埃班,美国正在制订“红海赛舟”(Red Sea Regatta)计划,准备让40个海洋大国派出国际船队穿越蒂朗海峡,维护国际海事权,确保蒂朗海峡自由通行。
埃班心神不宁地离开会场。以色列处在生死关头,而约翰逊显然忙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大可能落实“红海赛舟”计划。和戴高乐一样,约翰逊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发动进攻。这位美国总统说:“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会孤立无援。”
这和1957年美国许下的承诺相距甚远。同法国一样,美国也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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