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PDF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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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资料描述】: 　　编辑推荐 　　《经济学人》2013年最佳图书 　　畅销书《亚洲教父》作者最新力作 　　全面分析亚洲国家经济成败原因，预测未来发展道路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够成功，而其他国家却失败了？ 　　为什么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颇为富裕， 　　而东南部的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较为贫穷？ 　　未来10年，哪些亚洲国家会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未来10年，人口结构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最严峻挑战？ 　　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开始相信，东亚经济将会迸发奇迹。日本会主导世界经济，中国也将紧随日本。亚洲国家开始被冠以“虎龙”之名，不仅这些亚洲国家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整个东亚也被视为一个文化和经济共通的统一体，且这个统一体的上升势头不可阻挡。 　　作为在东亚地区做过20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作者斯塔威尔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他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发生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西方世界对东亚的迷思和误解，同时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极速爆发，而令一些国家则渐失活力。 　　作者深度分析了以下三方面：土地政策、制造业和金融业。土地改革对亚洲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地改革启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步伐，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他认为，只有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是不够的，国家需要“出口指导原则”，政府需要以此向企业施压，促使它们实现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金融领域，有效的管理能够促进并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模式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作者指出，中国重工业领域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消费品行业仍有差距。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乔·史塔威尔，《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经济学人》知名撰稿人，曾出版《亚洲教父》中文版畅销10万册以上，长期担任《经济学人》驻北京记者，《金融时报》称其为有关亚洲商业为何以及如何发展的“流言终结者” 　　目录 　　作者按 　　前言 　　第一部分 农业：土地政策到底有多重要？ 　　在家里尝试一下园艺式耕作方法 　　农产品充裕的益处 　　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 　　日本土地改革的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走在了土地改革的前列 　　不是请客吃饭 　　美国对土地改革的反应 　　一些勇敢的人 　　改革政策得到了落实 　　韩国的土地改革与其发展 　　台湾的土地改革 　　名不副实的土地革命 　　菲律宾官方口中的成功改革 　　地主的世界 　　佃农的世界 　　为菲律宾的失败把脉 　　各种标准下都堪称低效的改革 　　苏加诺只开空头支票 　　英国人对农业效率的观点：种植园模式高于小农模式英国人的观念成了马来西亚的观念 　　如果还不理解我的意思，请看泰国的情况 　　泰国更加糟糕的情况 　　没有任何好政策会永远有效 　　客观的评论 　　拙劣的借口 　　第二部分 制造业：历史学家的胜利 　　切记要实行出口纪律 　　无言的事实 　　历史经验与经济理论：发展思路的碰撞 　　日本借鉴了德国、美国与英国的经验 　　日本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效仿或剽窃德、英等西方国家的技术日本的规模经济 　　日本需要实施更多的出口纪律 　　朴正熙：历史学家与将军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公有制 　　潜伏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胜利 　　韩国与马来西亚之对比 　　我们总是想要去制造…… 　　浦项制铁的光辉历程 　　边实践边学习 　　马来西亚的苍白模仿 　　对马来西亚决策失误的详细分析 　　危机过后，一切如旧 　　丛林中建起的钢铁厂 　　柏华惹钢铁厂的乱象 　　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败笔 　　超越柏华惹钢铁厂 　　政治贵族的回归 　　东亚的两种发展结局 　　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要的因素 　　任何灵丹妙药都不会永久有效 　　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是无可替代的 　　第三部分 金融业：金融管制的意义 　　扩张性的金融政策 　　日本在金融方面的摸索 　　朴正熙时期的金融政策 　　韩国全力发展工业的策略 　　台湾金融政策与日、韩金融政策的差异 　　东南亚国家的失误 　　韩国的别样风景 　　那些虽然实行了审慎的金融政策仍然失败的国家泰国：顺从的代价 　　苏加诺时期的政策 　　苏哈托重用伯克利派经济学家 　　通往金融乱局的道路 　　给我庇护 　　再度陷入金融困局 　　金融的真相 　　第四部分 中国何去何从 　　一切发展路径都始于农村 　　积弊难除 　　农民的苦难 　　破解制造业难题 　　朱镕基的改革结果 　　怪兽式的国企 　　制造业的冠军 　　畅销国际市场的中国产品 　　中国模式的局限性 　　被忽视的私营企业 　　令人感伤的中国民营企业 　　情况可能更加不妙 　　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前进之路 　　过度的金融抑制政策 　　中国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后记 学会说谎 　　致谢 　　注释 　　前言 　　本书论述了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指出了政府可以采取三个关键的干预措施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对这些措施运用得最为有效，结果均迅速地从贫穷状态过渡到了富裕状态，其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与这些成功的经济体相比，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虽然具有同样的发展愿景，而且拥有同样的或者更好的资源禀赋，却没有采取同样的发展政策，它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事实表明，这种成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一个干预措施是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在贫穷国家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但提高农业产出却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成功的东亚国家通过自身发展历程表明，要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一条必由之路就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农业，这类农业模式需要精耕细作，实际上就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园艺业。在这种农业模式下，虽然人均收益微薄，但能够让一个贫穷经济体内的可用劳动力找到用武之地，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效益和农业产出。结果就是出现了初步的生产过剩，刺激了人们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 　　第二个干预措施是引导投资和企业家进入制造业。从很多方面来讲，也可以把这个措施称为第二个“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开始退出农业领域时，可用的生产技能及资源是有限的，发展制造业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些技术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就在工厂里利用机器创造价值，这些机器在世界市场上是很容易买到的。此外，在东亚，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率先根据制造企业的出口业绩给予一定的补贴，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政府补贴与我所说的“出口纪律”[1]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的速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最后一点就是干预金融部门的运行，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加快经济转变的第三个关键要素，也是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发展阶段肯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此时，在第三个阶段，国家的作用是确保金融业能够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推动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先进技术，为未来获得高收益奠定基础，而不应该思考如何利用前期积累的财富去获得短期收益或扩大个人消费。这种发展战略可能让国家与很多商人以及消费者处于对立状态，因为这些人有可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现实的东亚：冰火两重天 　　亚洲经济体在谋求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主要是由其政府的发展战略决定的，这些战略既包括农业战略和制造业战略，也包括金融业战略。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亚洲奇迹”的大辩论开始之前，这些发展战略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本书探讨的就是这些战略。我先论述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开展的彻底的农业用地再分配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地问题成了东亚最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承诺土地改革对中国、朝鲜和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农经济很快让位于农业集体化，结果导致农作物产量陷入了停止增长甚至减少的状态。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再分配改革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并且改革成果得到了延续，正是这一点才催生了长期的农业繁荣，促进了全面的经济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开始探讨如何进行更加公平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如何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可负担的信贷服务。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确启动了很多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落实之后，实际效果远远不如东北亚国家那么明显。东亚国家间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既导致总体性的发展步履维艰，又为其他政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甚至60年后的今天，土地问题仍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马来西亚的土地问题也比较突出，只不过程度没有上述几个国家严重，因为马来西亚资源禀赋较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部门薄弱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为什么农业如此重要，其中的部分探讨方式就是考察日本和菲律宾的情况。 　　第二部分转而论述制造业的作用，研究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在扶持制造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地把“加强补贴和保护”与“促进竞争和出口”相结合。政府通过出口纪律，逼迫企业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进而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这样一来就能克服政府补贴和保护政策带来的传统问题，即企业家只愿把政府补贴当作财政激励的资金装进自己的腰包，却不注重提高产品竞争力，而一旦有了出口纪律，政府就会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增长情况来决定是否为企业提供保护、补贴和信贷，企业就不能只躲在关税、技术等壁垒后面，只考虑如何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达不到政府制定的出口业绩评价标准，就无法继续享受政府的财政激励，就会被成功的企业兼并，有时甚至会直接破产倒闭。因此，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政府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也得到了回报。 　　上述这点就体现出了东南亚与东北亚及中国之间巨大的政策差异。在东南亚国家里，主流的企业家在能力方面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但政府没有引导他们从事制造业，也没有对他们实行出口纪律。相反，这些国家只是建立了一些国有制造企业，而这些国企几乎没有遭遇多少同业竞争和出口压力。因此，政府各种政策性投资的收益率非常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期，政府虽然没有在本国培育出强大的制造企业，也没有大幅提高本国制造业的技术能力，但由于大批外国直接投资的到来，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住了。这些外来资金大部分都集中在先进制造业内部的加工业务。然而，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后，东南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差异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如果非要说东南亚国家有什么国际知名的产业品牌，那么我们充其量也只能说出类似于新加坡虎牌啤酒（Tiger Beer）以及泰国胜狮啤酒（Singha Beer）、大象啤酒（Chang Beer）之类的品牌，但这些酿酒企业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企业。由于自身没有成功的、大型的、知名的企业，东南亚国家在技术上就不得不依靠跨国企业，依靠在国际产业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充当跨国企业的承包商而艰难地谋求生存。我们在第二部分将前往韩国与马来西亚，通过实地考察和拜访来深入分析这些国家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但不限于钢铁、汽车制造技术），进而分析这些国家能够主宰或不能主宰本国工业命运的背后因素。 　　在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了各国的金融政策。在成功的东亚国家中，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架构，优先考虑的事情往往都是如何才能发展好产量高、规模小的集约型农业，如何才能促进国内制造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因此，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经济体中，金融体系会受到严密监管，在金融业达到高级发展阶段之前，政府会一直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让金融业服务于国家政策目标主要是借助银行信贷机制加以引导，具体讲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机制来逼迫制造企业提升出口业绩，企业要想获得信贷，必须向银行出示出口订单。此外，出口业绩也能帮助银行确定自己最终能否收回贷款，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企业的出口业绩较好，则其资信状况就会优于那些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制定了低于市场利率的储蓄利率，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对公众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工业的补贴能力，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非法的吸收存款机构，即所谓的“场外交易市场”。不过，虽然“场外交易市场”会从银行手中抢走一部分存款，却不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东南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很高，这与东北亚国家比较相似，但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利用这些储蓄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找错了方向，这些投资资金的流向主要包括规模大、效率低的种植园农业、非制造业务类企业以及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后来，东南亚国家又听从某些富裕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解除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管制，开放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比如股市），并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政策，结果导致本国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也曾经在早期发展阶段收到了同样的建议，不过它们都很明智地拒绝了，而且尽可能延长政府管制的时间。东南亚国家过早地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家族企业控制的银行纷纷涌现，但这类银行根本无助于扶持出口导向型的出口企业，而且过多地从事关联方借款，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被狭隘的私营部门把持了，而私营部门的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几乎完全不一致。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曾经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最近俄罗斯也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区。我决定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仔细研究一下为什么金融自由化在东南亚国家行不通。 　　本书的论述范围 　　我在本书中讨论了中国台湾的情况。从政治角度来看，不能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台湾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统治了大约半个世纪。台湾人口总数约为2300万，中国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政策既存在诸多差异性，又表现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折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家和官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共同经历。本书深入分析了台湾经济史的这种两面性。 　　略去了几个失败的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再对中国台湾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之后，我们就剩下了9个主要的东亚经济体，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东北亚组，包括日本以及其两个前殖民地（韩国、中国台湾）；第二组是东南亚组，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第三组是社会主义组，包括中国（这里专指大陆）和越南。然而，为了进一步简化本书结构，越南也略去不谈了。请越南的读者朋友们原谅我这么做，但越南与中国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是正在进行渐进式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相通的经济结构和框架，除此之外，很难看出二者还有其他的共同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更加引人瞩目，成就更加突出，所以，只能留下中国，略去越南不谈。 　　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主要放在第四部分进行探讨，但与中国发展历程有关的一些问题在前几章也有提及，因为这些方面只能与东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讲。第一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早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以及后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1978年以后的农业发展历程在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前的工业政策在第二部分得到了集中论述，因为这一部分与台湾在国民党败退之后的发展历程具有直接联系。第四部分论述了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只在第四部分有所涉及。 　　发展的背景因素 　　在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本书只是直接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这三个领域的政策，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或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因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年龄分布对其发展潜力具有巨大的影响。如同资金一样，劳动力也是一种经济投入，可以说是一种形式的“资本”。在人口总量中，除去尚未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人群和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群，剩下的就是达到劳动年龄的人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越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更快，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这些人口变化趋势对东亚地区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人口红利”。但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当这个比率突破临界点之后，劳动人口的规模就会随之迅速缩小，退休的老年人口依靠积蓄维持生计，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变成了消耗者，从而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的数量。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作为一个刚刚成熟的工业国，面临着重重问题，这与人口因素的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具有密切联系。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状况，伴随着经济腾飞，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已经增加到了最高水平，并开始呈现出减少趋势，人口红利也呈现出了弱化趋势，在今后10年，人口因素的变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 　　人口问题非常重要，而许多东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并没有特意针对人口问题采取过什么调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学的一切变化都是顺其自然的。但中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努力把人口问题纳入经济政策范畴的国家。不过，这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时期，中国人口原本就在不断增长，他告诉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从而导致中国人口数量激增。后来，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原本已经开始下降了，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仍然努力控制人口出生率，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以限制新生儿的数量。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状况仍然取决于政府在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领域的政策选择，这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归根结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其有多少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而是怎么运用好这些人口。 　　这种“企业内学习”（intra-firm learnin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却在发展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原因，即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东南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遵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这一点与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有利于这些国家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该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本国的技术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提高，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日本学者近藤雅之（Masayuki Kondo）如是说：“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15对工业而言，在早期发展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因此，一个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决定其工业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制性地建立并扶持一些企业，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我要提出的唯一忠告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达到技术前沿时，其最佳的教育组合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正规教育机构和企业内学习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焦点，在这里，我们讲的首先是你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并跻身富人俱乐部。 　　其他不做论述的因素 　　因此，本书并没有对人口和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只是在有必要而且合适的情况下论述了一下。除此之外，人们经常会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能影响到经济发展，但本书也不做论述。这些因素如下所示。 　　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很多人竭力论证民主会阻碍经济发展，也有很多人竭力论证民主会促进经济发展，但纵观东亚地区，所谓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就国家层面而言，既有民主促进发展的国家（日本），也有专制促进发展的国家（韩国）。在19世纪，日本开始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迈向更加民主的政治架构，日本普通公民开始享有选举权，并且成功地实施了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改革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仍然是唯一一个实施这种方案的国家，日本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日本后来陷入了军事独裁，那是因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白人”强国的种族主义压力，才导致日本的政治体制陷入一片混沌，以至于后来军国主义有所抬头。相反，很多人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指出专制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都曾经实行专制统治，而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他们可能忘了一个事实：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也曾经实行专制统治，而经济治理状况却一团糟。这就表明，专制统治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归根结底，经济状况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也混乱不堪，后来到1956年后期，苏加诺为消灭异己，解散国会，提出制定“指导下的民主”和“指导下的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却是实行独裁统治，以至于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混乱局面。后来，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虽然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但他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稳定和发展，不过他的家族最后贪腐成风，大肆掠夺国家经济。在菲律宾，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为了进行关键的改革，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他需要实行“军事管制”，实际上就是实行专制统治，并对国家进行了空前严重的掠夺。 　　关于民主究竟是促进发展还是阻碍发展的问题，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的推理或许是不可忽略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分清民主与发展的关系。民主和制度建设是发展的结果，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民主视为促进发展的一个驱动因素。因为我曾经在中国和意大利生活过，而这两个国家的共同之处就是，与经济发展相比，制度建设往往相对滞后，都是先实现经济发展，然后才逐步开展制度建设，所以，无论是从原有的知识积累来看，还是从20年的个人经历来看，我都认同阿马蒂亚?森等人对于民主与经济发展究竟孰先孰后的观点。在实际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之后不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以至于本国人民承受了种种苦难，这些国家的确应该正确地思考一下如何建设民主。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探讨经济发展之策，但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是无法增进人类福祉的。 　　对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除了前面提到的民主程度差异之外，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就是法治程度差异。我认为，法治如同民主一样，也是发展的结果，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法治视为促进发展的一个因素。最近这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向中国共产党建言献策，使其相信法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它们的论点在东亚地区找不到足够的论据来支撑，有的国家虽然没实现法治，但在经济发展上的确成功了，而有的国家虽然实现了法治，经济却一团糟。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但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制定专门用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只是在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发生之后才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虽然中国的法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中国的确实现了繁荣发展。韩国也是一样。韩国的法律制度、警察机构和特工机构在很长时期内都愿意服从大企业的命令，满足大企业的需求，去恐吓、殴打、监禁工会领袖以及其他试图维护劳工权益的活动人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说，这与19世纪晚期的美国以及稍早一些的英国出现的情况比较相似。）另一方面，日本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且日本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得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很多司法案件的结果就是谁行贿得最多，最终的判决就对谁有利，它们的经济状况欠佳与法治不健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通过上面各种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即法治并非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而是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发展中国家能够把谋求经济发展同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 　　最后一个解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解释，就是地理和气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很多人都认为东南亚之所以相对落后，是因为那里太热，而东北亚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那里像北欧一样具有温和的气候。面对这种有失偏颇的认识，我不禁想起了8世纪初一位信口开河的评论人士所说的话。当时，阿拉伯地区和中国唐朝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比较热，并且声称欧洲、北美、日本和朝鲜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因为这些地方的气候太冷了。那种认为地理因素和气候条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的观点在后来的历史中找不到多少论据。从地理角度来看，虽然一个国家存在效仿邻国的倾向，但用地理因素去解释东亚各国的成败得失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本书没有长篇大论地论述地理因素的影响。从台湾去东京，乘坐飞机需要三个半小时，虽然台湾位于亚热带气候区，但本书根据其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成就将其归入东北亚组。同样的道理，虽然从地理角度来看，越南和泰国、马来西亚一样，同属东南亚国家，但我在本书中也没有纯粹从地理角度进行分类，而是根据政治经济状况将其同中国划到了同一组中。可能是因为东亚某些地理相近的国家存在偶然性的经济趋同现象，才导致某些人笃信地理因素先决论，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一切，而人的作用无关紧要。 　　[1] 作者所说的“出口纪律”指的是政府通过出口信贷、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商品倾销、货币贬值、央行再贴现等政策渠道，引导或逼迫本经济体内部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出口业绩，以期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不断实现产业技术升级。——译者注收起全部↑ 　　精彩书摘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要报复的原因，我从不后悔。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为什么土地政策对发展如此重要呢？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在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里，往往有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土地谋生。“二战”后的东亚也不例外，即便在日本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日本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之际，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75％，到“二战”爆发时，仍然有50％左右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劳动。因为贫穷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农业能为这些国家提高经济产出提供最直接的机会。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而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而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农业产出往往会停滞不前，甚至会下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土地需求量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土地供应量的增速，所以土地所有人能够以越来越高的地租将土地出租出去。他们还从事高息放贷活动。而雇农面临着严苛的地租、高息的债务以及没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即便有心提高产出，也无力进行投资，比如改进灌溉系统、购买肥料等。虽然土地所有人具备投资能力，但他们通过最大限度地榨取地租以及放高利贷能更轻松地把钱挣到手，而且如果债务人无力还债，那么作为债权人的土地所有人就可以把对方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这样一来，土地所有人就能拥有更多的土地。所以，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并无法实现产出最大化。“二战”时期，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人口不断增加、土地使用权无保障、收租行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就会令增加土地持有量成为土地所有人增加收入最便捷的渠道，而通过投资提高产出对增加土地所有人收入的作用就会相形见绌。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的农业。“二战”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它们彻底变革了土地分配格局，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农业市场。新的农业制度安排有利于实现农业产出的最大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出现过具有类似规模和影响的政策变革。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