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 罗三洋 著

股票学习站

	【资料名称】: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 【资料描述】: 　　编辑推荐 　　相对于以往的广东十三行著作，本书材料和内容都比较新颖，并有几处可资探讨的新成果： 　　一是基于中国、葡萄牙、英国史料，梳理了广东十三行的起源问题，分析了曹雪芹家族在清朝初年重建粤海关和十三行中起的作用，以及广东十三行对《红楼梦》的影响。 　　二是基于清朝官方、天地会史料，发掘出广东十三行与天地会，从而揭示出广东十三行参与反清复明和太平天国活动的内幕。 　　三是基于中国、英国史料，完整再现了广东十三行一步步参与鸦片走私贸易的过程。 　　四是通过研究欧美各国的相关专著，分析了广东十三行在大北方战争、三十年战争、荷兰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等西方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展现了广东十三行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五是基于中国和英国史料，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以及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解散广东十三行的真实原因：英国在第*次英缅战争后努力发展阿萨姆茶叶产业，因此逐渐不再需要从广东十三行进口茶叶，反而将广东十三行视为需要打压的竞争对手。 　　内容简介 　　广东十三行起源于明朝末年与葡萄牙等国的商贸往来，清朝统一台湾后放松海禁，康熙皇帝责成户部和内务府组建粤海关等外贸机构重建广东十三行，由财力充裕、有外贸经验的商人担任行商。十三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其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十三行被誉为“天子南库”，一度在中国中西贸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跃，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仅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现存的关于十三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档案文献，比西方国家要少，但本书基于中国、葡萄牙、英国等国史料与欧美各国的相关专著，发掘出十三行与天地会的秘密关系，其参与反清复明和太平天国活动的内幕；以及十三行对《红楼梦》，大北方战争、三十年战争、荷兰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等西方战争的影响；完整再现了十三行参与鸦片走私贸易的过程，并且重现了十三行在清朝中后期历经沧桑后由极盛转向衰落的过程。 　　作者简介 　　罗三洋，男，1979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1985年随家人移居北京，毕业于北京市八一中学。1998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留学期间翻译了约达尼斯《哥特史》，并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连载《上帝之鞭——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受到读者好评。2006年回国后，出版有著作《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梦断三国》《柔然帝国 （西向天狼丛书）》《罗马的黑人皇帝》，译著《哥特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袁本初密码——东汉帝国掘墓人与三国大势揭幕》等。 　　目录 　　前言 当中国商人掌控世界贸易时 　　第一章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第二章 欧洲航海家与中国海贼王 　　第三章 “皇商”的失败与“公行”的兴起 　　第四章 “哥德堡”号的奇幻漂流 　　第五章 一口通商的危与机 　　第六章 美国之父，欧洲之父 　　第七章 停滞的帝国，糊涂的使臣 　　第八章 当无限公司遭遇有限公司 　　第九章 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 　　第十章 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商业巨子——广东十三行与天地会 　　第十一章 高价画家、廉价劳工与免费医生——广东十三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第十二章 火烧十三行，越烧越排场 　　第十三章 青年富二代之烦恼 　　第十四章 染血的红茶 　　第十五章 孽海花——罂粟的罪恶诱惑 　　第十六章 红与黑——林钦差与伍浩官的终极博弈 　　第十七章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与广东十三行的解散 　　第十八章 从旧金山到上海——广东十三行的转型 　　尾声 辛亥革命与广东十三行的湮灭 　　精彩书摘 　　在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伊朗鸦片和土耳其鸦片中，中国瘾君子最喜爱的是孟加拉鸦片，称之为“公班土”，即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产的鸦片，又因为颜色乌黑，称为“乌土”；麻洼鸦片颜色较浅，称为“白皮土”；土耳其鸦片因为主要由美国人贩卖，以美国国旗的花纹称为“金花土”；伊朗鸦片因为颜色发红，称为“红皮土”。公班土进入清朝中国市场时间最早，价格也最贵，白皮土次之，金花土和红皮土又次之。实际上，以鸦片中的主要上瘾成分吗啡含量论，英国本土最受欢迎的土耳其鸦片质量远比印度鸦片高，吞服起来更刺激。但是，印度鸦片中的可待因含量四倍于土耳其鸦片，用鸦片烟枪抽起来感觉更加醇美，土耳其和伊朗鸦片因为吗啡含量过高，抽起来太刺鼻，所以不受19世纪的中国瘾君子欣赏。 　　尽管土耳其和伊朗鸦片不像印度鸦片那样受中国市场欢迎，却也让一批美国鸦片贩子赚到第一桶金。伍秉鉴之所以收罗伯特·福布斯为干儿子，不仅是因为后者聪明伶俐，长相与自己有些神似，是旗昌洋行的职员，还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伶仃洋上最大的鸦片趸船“伶仃”号的船长，每年可以获利30万银圆以上，财富前景一片光明。据罗伯特·福布斯自己说：“我希望统领‘伶仃’号趸船，这是唯一适合我的健康、兴趣和喜好的事业，我可以随时返回，也可以与最亲近的人轻松往来。”这些“最亲近的人”中就包括伍秉鉴，福布斯迫切地需要伍秉鉴向自己提供可靠的鸦片行情、销售渠道和相关政策信息，伍秉鉴也当然没有让他失望。同样，被伍秉鉴免除7.2万银圆债务的威尔考克斯也贩卖土耳其鸦片。[16] 　　英国、印度和美国的鸦片贩子已乐在其中不能自拔，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广东十三行则沉溺得更深。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行商为了挽救企业，不得不参与鸦片走私；经营良好的龙头企业，如潘振承家族的同文行，为了保护公行利益和减轻自身负担，暗地里为鸦片贩子通风报信；伍国莹父子的怡和洋行这种大型外贸企业，巧妙地间接参与鸦片贸易。到了道光皇帝登基的1820年，广东的鸦片走私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广东官员只关心自己的腰包，拿到好处费以后，便对往来于珠江三角洲各处的鸦片船只熟视无睹。这一年，中国为进口鸦片向外国鸦片贩子支付了840万银圆，首次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广东十三行购买的合法商品货值636万银圆，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需求旺盛，鸦片价格创历史新高，孟加拉的公班土卖到每箱2500银圆（合1800两纹银）的天价。也就是说，优质鸦片的价格此时已经超过白银。由于中国市场大幅推高了鸦片价格，东南亚的传统鸦片市场严重萎靡，很多人都戒掉了鸦片，中国从此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市场，年消费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 　　中国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向来精明的中国农民。他们既然能迅速掌握辣椒、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花生、西红柿、向日葵、菠萝、橡胶等美洲的农作物种植方法，种植罂粟和生产鸦片肯定也不在话下。“嘉庆十年（1805年）后，浙江台州、云南土司亦有种罂粟取膏者。”[17]台湾、新疆和甘肃早在明末清初就有生产鸦片的记录。道光初年，国产鸦片已经由台湾而福建、浙江，由缅甸而云南，由云南而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由甘肃而陕西、山西，罂粟花盛开在清帝国的半个版图上。然而，国产鸦片在当时被认为质量粗糙，抽起来不过瘾，因此销量差，价格自然也低，利润不高，鸦片贩子只好把国产鸦片与印度鸦片混合在一起，冒充纯的印度鸦片出售。鸦片战争前，何太青、吴兰修、许乃济等广东官员都曾提出鼓励中国民间自种罂粟，将进口鸦片合法化，但大幅提高进口税，这样就可能阻止进口鸦片垄断市场，造成中国白银外流的局面。前后三任两广总督卢坤、邓廷桢、祁愩都支持这一意见，但遭到朱樽、许球、袁玉麟等人的驳斥，认为进口税太高会导致鸦片走私愈演愈烈，鼓励中国民间自种罂粟会恶化社会风气，而且国产鸦片无法与外国鸦片竞争，无济于事。最终，鸦片本土化提案被道光皇帝否决，许乃济也被罢免，但其弟弟许乃普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鸦片战争期间一直担任清朝的兵部尚书，许家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不降反升。 　　遗憾的是，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何太青、吴兰修、许乃济等人的鸦片本土化提案是正确的，就连禁烟英雄林则徐也在鸦片战争后力挺国产鸦片。在19世纪的亿万中国农民努力下，中国鸦片的品质不断提高，最终彻底压倒印度等国的鸦片，独霸全球市场，成为清末民国的中国经济支柱。 　　在中国本土鸦片品质还较低劣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外国鸦片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主要优势是纯度高。如上文所述，英国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视鸦片的质量，不惜为此限制产量。印度的一位鸦片检察官在1835年的公函中这样说：“孟加拉鸦片代理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供一种特别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鸦片。中国人鉴别鸦片，以鸦片受热水浸泡后残余物的比例为准。他们吸食鸦片时，喜欢纯净而猛烈的味道。所以，我们应尽可能地保持鸦片的原味和其在热水中的可溶性……众所周知，在糖类……的各种加工方法中，真空蒸馏是保持其原位、可溶性及药效的最佳方法……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从化学角度来说，在真空中蒸馏鸦片是可取的……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加工方法会极大地提高吸鸦片时的劲力和口感，并使鸦片保持良好的可溶性和强大的麻醉作用。”[18]正是通过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得以生产出最受中国市场欢迎的鸦片。为了能够与孟加拉鸦片竞争，印度西部的王公富商也纷纷投资于鸦片研发，使得在1805年还被认为“极差”的麻洼鸦片的品质在短短十年内有了巨大提高，最终以性价比更高取代了孟加拉鸦片，成为中国市场上销量最多的鸦片品种。 　　前言/序言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名列世界之首，可谓全球化商业浪潮中的执牛耳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7年的38年间，中国大陆的 GDP 总量从 3051 亿美元上升到 12.7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从252 美元上升到8836 美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财富与日俱增。据《福布斯富豪榜》，从 1980 年到 2017 年的 38年间，中国大陆个人净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富豪从 0 位上升到 334位，中国香港有68位，中国台湾有29位，“大中华区”的亿万富豪数量首度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另据《胡润富豪榜》，2000 年中国大陆个人净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富豪仅有2位（还都是将整个家族财产合并统计的结果），2017年则已多达594位。 　　现代中国人经商何以如此成功？要知道，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大陆居民还处于“谈商色变”的状态，参与经商者被视为“投机倒把”的社会蛀虫，动不动就会沦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牺牲品，贫农和工人则被视为最为光荣的职业。当八十年代的“下海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大部分“下海者”都毫无经商经验，也无法从亲友那里获得经商的知识秘诀，原始资本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是这群一穷二白的商业“菜鸟”，却在三十多年内就发展为全球第一大富商集体。在骄傲之余，中国商人自然抚今追昔，试图在历史中寻觅令现代中国商业富强的奥秘。 　　但是，面对悠久的中国商业传统时，现代中国商人的看法却非常不一致。 　　中国古代从不缺乏成功的商人，但是儒、释、道、法等主流哲学思想全都不推崇经商。“孔子罕言利”，而且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因此被儒家视为典型的小人。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名言：“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结果是，孔子欣赏的弟子颜回按照孔子的教导，认真学习，走“学而优则仕”的公务员道路，但是总也不成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不听孔子教导的另一位弟子端木赐（子贡）走上了“货殖”的经商道路，由于擅长预测商业发展趋势，很快成为巨富，并受到各诸侯国君的赏识，“常相鲁卫”，孔子临终前都只能把后事托付给他。先秦思想家如商鞅、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人也大多对商人持否定态度，只有管仲、范蠡等寥寥几人持肯定态度。此后，中国历代政权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商人地位的上升。到了宋元明时期，已经有很多儒生也开始为商人辩护了，就连朱熹和王阳明等儒家泰斗都认为商人对社会有进步作用，没有必要歧视他们。但是，由于商业传统从来不属于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所以中国商人中必然含有一些社会底层的文化特征，难免被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所蔑视，甚至不屑于在史书、地方志和家谱里提到商人。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