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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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名称】:国家、经济与大分流 【资料描述】: 　　内容简介 　　该书从全新的角度讨论了世界经济史上*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即历史上的欧亚经济大分流。 　　作者开篇率先梳理了历史学家的各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同意东西方相似论或亚洲优越论。对于近些年来引起众人颇多关注的加州学派，作者也持不同意见。在加州学派看来，西方率先开启现代经济增长进程是因为欧洲从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资源，放宽了资源约束。与此相反，作者以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为例，从政府收支、财政和货币体系、官僚体制、军事与经济政策、国家的形成与建设等角度，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认为，清朝时期中国羸弱的国家能力和低效的财政货币制度及官僚体制等导致国家无力支持经济发展，这才是导致清朝无法开启现代经济增长历程、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该书对我们理解全球经济史，尤其是东西方大分流提供了重要启发。 　　作者简介 　　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 　　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荣誉研究员。曾任维也纳大学全球经济史教授。出版过多部著作，包括《摆脱贫困》《从北京回望曼切斯特》等。 　　目录 　　中文版序 　　前 言 　　导 论 　　第一章 财政收入 　　第二章 支出或超支 　　第三章 财政与货币 　　第四章 人事 　　第五章 军事与经济 　　第六章 经济政策 　　第七章 帝国和经济 　　第八章 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与“透明性” 　　结 语 　　精彩书摘 　　导论 　　全球经济史上最为活跃和有趣的争论话题之一，是有关“历史大分流”的，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世界各国在财富、发展和增长方面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在这场争论中，西欧（尤其是英国）与中国的比较最为核心。为何是英国而非中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何英国没有走中国那样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且硕果累累。这一事实表明，过去数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对于从15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印象发生了某些根本的改变。在本书重点关注的经济史领域，很多作者不再将康乾盛世视为当时世界上的贫穷落后之地，或者认为它与西方世界迥异。相反，他们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这被濮德培称为“欧亚类似论”。与之同时，“摒弃固守过时的东西方两分法”变得非常流行。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德斯通甚至造出一个术语，即“加州学派”，意指一群人数渐多的学者，他们断言近代早期欧亚大陆两端的财富、发展与增长的水平非常相近；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则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独具某种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学者头脑中的乌托邦。一些对传统观点持有异议的学者，如弗兰克、霍布森、马克斯甚至更进一步，他们声称，在近代早期与东亚相比，欧洲应被视为“落后”地区。 　　长期以来，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历史，西方史学界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长期充斥着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新近兴起的世界经济史研究生机勃勃，在这一领域，中国不仅值得严肃研究，更需为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令名。对于中国，负面和落后的印象司空见惯，尤其是那些对中国辉煌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这绝对需要更正。但是，我担心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这在学术界屡见不鲜。打破过去的传统，即太过关注“与‘西方’相比，‘东方’缺少些什么”这一狭隘命题，这一良好的愿望绝不能让我们忽视两者之间切实存在的巨大差异，现如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全面关注西欧与中国相似之处的学者，最终多少都要解释19世纪出现的显而易见的历史大分流，无论将其归之于“偶然”“意外”“运气”，还是其他因素。很多人也确实这样去解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以这种方式解释重大的历史分流，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毫无疑问偶然性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解释重大的转折通常要考虑主要的基本条件。至于重大的持续分流，通常意味着初始条件有着重要的区别。我最近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对历史大分流的出现及其可能的解释，尝试进行综合分析。本书的基本目的在于，阐明某一特定的重大区别极有可能是导致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以英国与中国为例这一真正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在研究历史大分流时，与世界历史研究的很多其他领域一样，不再将国家及其疆域作为研究的起点，也不再将其作为分析的默认前提，这一做法越来越普遍。在很多研究领域，这样做确实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不宜矫枉过正，就像现在很多世界史的教科书，几乎完全忽略国家的作用。像本书这样的研究，想要探讨不同的国家到底有何特点，对经济发展会有何影响，显然必须将现实中的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对象。要明了与国家相关的事物，必须对国家进行研究。 　　本书意在表明，在这些方面，英国以及更一般的西欧与中国存在哪些根本性差异。将关注点聚焦于英国与中国，是因为我确信采用简单的“西方”与“非西方”这样的二分法不仅不利于解释，通常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的观点是，如果考察在欧亚大陆两端国家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生活，那么令人注目的就不再是两者惊人的相似，而是惊人的差异。从地理上讲，本书将关注特质鲜明的英国，但是也会经常论及其他西欧国家，以表明英国的经历是特殊的抑或是普遍的。从时间上来看，本书的分析聚焦于所谓的“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而言，这是指从1688年至1849年，前者伴随着光荣革命英国国家组织方式的很多重要变革开始引入或予以制度化，后者伴随着《航海条例》的废除开启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对于清朝，讨论的时期从17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者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清朝开始对整个中国大陆实行实际的统治，并且光复台湾；后者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关注英国漫长的18世纪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开始起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至于中国我为何选择这一时期，还需要略做解释。我选择清朝开始统治至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主要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所有参与历史大分流争论的学者实际上都在讨论这一时期，而我将从国家的角色这一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分析、解释和评论。与清朝相比，中国很有可能在宋朝更接近起飞状态，但是，将那时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进行系统比较，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我要像本书这样写一本关于宋朝的著作，缺乏足够的素材。 　　就我而言，历史大分流的产生，是由于世界上某一特定地区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在拙作《摆脱贫困》中，我集中讨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具体特征及其各类成因。如果再这么做，不免重复。因此本书将明确聚焦于在漫长的18世纪国家的作用何以使英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又为何现代经济增长未能在清朝出现。从这一角度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系统比较，本书首开先河。因此，我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展现两者的相似与差异，并未深究这些相似与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中很多影响显而易见。然而在有些方面精确地确定其产生的影响，则需要另立新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我只能指出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考虑到清朝是一个浩瀚的大陆而英国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所做的比较分析毫无意义，我需要比较的应当是欧洲与中国，或者至少是西欧与中国。然而，我还是决定将英国作为比较的对象。首先，就我考察的主题而言，即使“西欧”也不是一个恰当的对象，因为在很多方面西欧的国家之间就存在着显著差异。即使英国在一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典型的西欧国家，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略微夸张点说，英国却是一个十足的异类。而且英国是第一个，从很多方面来讲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也是唯一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本书绝对无意重复辉格党人努力维护“英国例外论”的陈词滥调，但是，本书也将表明，英国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如果简单地假定在近代早期存在着非常相似的“西欧国家”，这将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我们将多次看到这一点。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产生广泛影响之后，西欧各国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才开始出现明显的趋同，而在此之前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查尔斯?蒂利（1929—2008）作为一位研究国家形成的重要学者，以如下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即“自公元990年以来盛行于欧洲的国家形式，为何随着时空的变化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在近代早期，所谓的“西欧国家”还没有出现。这一术语具有误导性，不只是因为欧洲各种政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几乎一直致力于相互竞争，甚至经常诉诸武力。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特点，就是欧洲人之间持续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死于其他欧洲人之手。我只举一个最惨痛的例子，“在拿破仑时代，仅法国就有近百万人在战争中丧命，全欧洲可能达到500万人之多”。就此而言，欧洲明显是一个各方面区别明显、形式迥异、互相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政治实体的大杂烩。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提及其他欧洲国家，以扩展比较的范围，并且表明即使西欧各国存在着上述显著差异，将中国与整个西欧比较，在某些方面也是合理的。有关近代早期欧洲各国之间相似与差异的文献汗牛充栋，我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一些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很多相互竞争甚至发生战争冲突的欧洲国家有非常相似之处。有人甚至可能像蒂利那样断言，正是这种竞争经常导致国家之间互相模仿和借鉴最具实效的国家体系，这是其国家架构最终变得越来越相似的主要原因。伴随着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这些国家一直在相互观察、分析和模仿。国家及其众多国民热衷于评估各自国家的相对实力和潜力，他们肯定可以通过相互比较掌握其中的逻辑和可资借鉴之处，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比较各个“大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而借由这些比较去尝试和学习，效仿最佳实践，这是非常自然的。近代欧洲的历史，就是相互竞争的国家不断参考、借鉴、模仿和追赶的历史。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共和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很明显都是这一欧洲或西欧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最终使这些国家的制度出现了“均等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有相似的经历，有时相互之间仍然存在重大的区别，这取决于这些国家为了竞争采取了何种组织形式，以及是否取得了成功。本书所关注的是，一国作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部分，绝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其经济史以及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与同一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相似。只需要将葡萄牙、西班牙与英国、荷兰共和国做一下比较，就能完全明了。很多经济史学家可能会断言，这些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如富裕程度，可能超过英国和荷兰与中国的差距。所以有人可能会建议，不仅要把欧洲各国分开来考察，也要注意不能夸大或“简化”欧洲国家体系的影响。无论何时，既要注意欧洲国家体系产生的普遍的可能也是“积极的”影响，也要注意到“欧洲”或“西方”的多元化。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相比，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在很多方面更具“渗透力”。在那之后，统治者更加严厉地控制其民众和资源，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分野也更加鲜明和有效。这些国家的陆军和海军都可以招募很多外国人，就像外国人可以在该国的特许公司工作一样。很多时候统治者也是来自国外。最上层的贵族也经常跨越国界。外国商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每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已经出现了像国际金融这样的事物。比如荷兰共和国的金融家会认购英国的公共债务，在1764年和1774年荷兰投资者持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份额超过30%。货币也经常跨国流动。在本国的通货中，外国货币可以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本国铸造的货币较少或者本国发行的货币规模较小，而邻国货币规模庞大且地位显赫时。在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其他大部分由西班牙发行的货币都可以使用；在俄罗斯，可以使用西欧国家的货币；在波兰，可以使用来自瑞典和撒克逊国家的货币。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国家仍有很大区别，只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国家才变得那么“规范”。 　　本书共有八章。开篇是导论，提供一些史料背景，讨论使用的研究方法以避免产生误解，然后概括主要的经验资料。接下来的四章探讨中英两国的国家“硬件”或“基础设施”，并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大量的比较。这四章分别讨论了收入、支出或超支、财政和货币以及人事。后面四章讨论军事与经济、经济政策、经济与帝国，最后是国家建设。本书大部分内容是描述性的，因为我认为准确地说明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实际差异有多大，并在可能时予以量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家在西方兴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如此多迥异的观点，在“宏大叙事”风格的作品中，这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如此多的观点所依据的可靠史料又如此之少，因此，早就应该付诸努力以探究“历史真相”，而这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对历史大分流成因的严谨分析都必须要关注这些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分析这些差异可能又进一步造成了哪些差异，将在结论部分予以简短讨论。我特别想强调本书的描述性质。应该首先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事物的状态，这本身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然后才能断言其造成的影响。在本书中，我主要参考了英文文献，努力展现西方学术界在本领域“目前的水准”。就本书与本领域的中国专家互相切磋，也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过去二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兴趣就是所谓的“大分流”问题，2000年彭慕兰出版的专著正是以此为题。自那时起，这一主题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就我个人而言，自争论伊始就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国走向不同的增长与发展路径时发挥的作用。我关注的焦点始终都是中英两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发展，这两个国家正是彭慕兰书中的主角，而这两个世纪也被认为正是大分流发生的时期。 　　我选择这一特定主题的原因在于，国家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世界经济史是我的专业所在，这一领域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地理、资源、要素禀赋和价格。偏重于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的著作特别强调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但这些著作对于回答我所关注的实际问题没有多少帮助。就我的研究偏好而言，这些著作过于宽泛，缺乏坚实的经验证据，比如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常犯一些明显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制度主义者都强调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始终都是政治经济，绝不能脱离政治谈经济发展。政体如何组织和架构，统治者如何制定政策，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洞见被很多世界史学家忽略了。 　　对于讨论国家的作用，这些世界史学家自一开始就满腹狐疑，因为历史著作的传统形式是“遍数各国”，而他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史能够摆脱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他们而言，太长时间以来，国家作为区域性的研究单位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自然而然地将政治和政治家置于核心地位。然而，如果想要理解大分流，依我看来我们就无法忽视国家的作用。实现起飞的欧洲国家和没有实现或更多后来实现起飞的欧洲国家，它们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有几十年的时间，英国都是欧洲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当我们转向世界其他地区，日本在19世纪就已开始吸引我们的目光，这表明并非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毫无二致，也强烈暗示国家实际上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而一国统治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在我看来，将国家重新纳入考量也就意味着将政治重新纳入考量，这也就意味着要关注经济主体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在有关大分流的浩如烟海的分析中，这一点令人惊讶地被遗漏了。强调国家的作用，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只考虑国家就能完全解释大分流。我主张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强烈否认这是唯一因素，实际上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 　　在笔者对中英两国进行比较时，最让我震撼的，首先就是两个国家貌似如何与真实情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我见过有人将大清帝国描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范，并拥有其各种典型特征，也见过有人将其视为“治理乏力”的弱国。至于大英帝国，有些论著称其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摇篮，也有人将其视为一个秉承重商主义，始终都在进行干预的财政—军事国家。这使我相信，我自己的论述必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根基。在世界史中，观点太多，而依据的事实却太少。 　　本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是两国可用的实际资源。其次是两国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及其效率与效果，这一点虽然与前者不无关联，但仍有所不同。最后是两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隐含的经济思想。一国如若缺乏足够的资源或者有效的制度和组织架构，就无法正常运行，易于沦为国内混乱和冲突，或者外国攻击的牺牲品。在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在几个方面肯定属于这类所谓的“失败的国家”。但是，这发生在中英经济开始分流之后。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国家当然运转良好。但笔者的研究表明，与英国相比，清朝肯定只有远为匮乏的官员和士兵等实际资源可供使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控制资源较少的国家相比，国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并不意味着该国能够将现代经济增长提前一个世纪。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清朝想要为创造或支持现代经济增长助一臂之力，国家也缺乏足够的实际资源。只有以广泛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根基，现代经济增长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这是清政府无法提供的。 　　通过考察两个国家制度和组织的设置我得出结论，与清朝相比，随着时间推移英国表现得要更像一个“现代”国家。在集权化，通过创建官僚体系、标准化和编纂法律等方法实现理性化，创立金融和货币体系，收集臣民的信息并与之交流等诸多方面（这也是在简要列举我的发现），清朝比英国得分更低，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这也使得清朝实现工业化的机会更为渺茫。我对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经济思想的讨论使我认识到，清朝不可能走向英国那样的发展道路。对于清朝的统治者而言，变革并非他们关心的主要事务，更遑论创新。清朝拥有更少的资源，组织更为低效和薄弱，更不重视创新，这些因素极大地降低了清朝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可能性。 　　英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在其历史上，英国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英国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就是获取各类必需的资源以发动战争，而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昂贵，需要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越来越多。获取这些资源反过来又要求政府财政收入日益增加，而贷款也成为家常便饭。战争和备战成为英国经济中最大一笔生意，遥居各行业之首。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是国家经济行为的核心。这对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产生了各种重要的影响，对财政货币体系和公共品的供给而言，也同样重要。这种财政—军事主义的资产负债表在总量上必须极为准确，由此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仍在争论，并且未来可能也难以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这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最终影响是积极的，尤其是它激发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思想的诞生，并且促进了政府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合。英国统治者认为他们不得不确保本国经济高效而富足，或者更准确地说，要比与之竞争的那些国家更高效和富足。 　　令每位研究欧洲近代史的学者都感到惊讶的是，欧洲国家始终都在相互比较，一直都将彼此视为必须要打败的竞争对手，如果确有必要，就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这一点。这激发了各种思想，被统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常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拜金主义的初级版本，这种拜金主义只将金银视为一国的财富。实际上重商主义涵盖的范围远不止对金银和贸易盈余的关注，其主要观点最恰当的归类可能是“经济国家主义”。英国政府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目的在于系统地保护和支持本国的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能够带来更高的增加值和更多的就业。在这一背景下，农业被认为前途渺茫。现在，经济学家将那些致力于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民经济的国家称为“发展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英国采取的政策通常都是非常典型的。原则上，任何被认为能够抵制无能和促进效率的举措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在拙作中，我描述了范围广泛的各类政策，几乎涉及经济中的所有部门。英国政府常常感到自己承受不起故步自封的代价，对于那些虽然不受欢迎但是有利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持续性的举措，它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实施。就此而言，必须要认识到，至关重要的是国家能力，而不是“民众”的财富或福利。后者最终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基本上只是一种副产品。相较而言，清政府更倾向于“故步自封”，并保证其臣民的“安全和福利”。清朝统治者对于治国之才有不同的想法，其核心思想可以恰当地概括为“农耕父爱主义”，这意味着运转良好的农业和农户是社会根本，以前一直如此，未来也应当这样。 　　至于我已收到的一些对拙作的评论，我想强调的是，我绝对无意以西方为规范来考察中国，那意味着将西方的规范或实践视为“正确”之物。我要力图表明的是，对于实施保护以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生发而言，清政府提供的帮助与英国相比，相距甚远。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至少在18世纪，民众在清朝“农耕父爱主义者”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处在英国“重商主义者”统治之下的生活更为惬意。 　　另一点值得再次强调，声称英国的所作所为要比中国更“理性”，或者英国统治者做出了“理性”的选择而中国的统治者犯了错误，这都不是我的原意。多数乃至绝大多数英国统治者的决策都是相当合理的，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甚至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所有与之竞争的邻国都在加强军备、保护本国经济时，如果你不如此从事显然不合常理。考虑到清朝长期以来都是本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如果像英国那样将重金投入陆军和海军，这对清朝的统治者而言，又有什么合理性呢？同样，他们为什么不像英国统治者那样对臣民课以重赋，乃至发行债务？清朝统治者拥有的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也从未卷入任何激烈的经济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难道是理性的吗？ 　　我要评论的最后一点实际上已经多次重复过了，但是对那些只浮光掠影地读过本书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本书的人，我还要再重复一遍。我从来没有说过各国要为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展开竞争。在工业化为人所知之前，它不可能成为人们的目标。世界经济史不是赛马，看谁先冲过“现代经济增长”的终点。现代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个案例在英国实现时，只是一个结果，而非目标。 　　我将要出版一本有关日本的专著。在那本书中我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日本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经济起飞，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国家和国家政策有关，我将借此深化和提炼本人有关国家对大分流至关重要的观点。考虑一下“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对日本的吸引力，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的国家与英国发挥了相似的作用。我希望中国读者对拙作中有关清朝内容的评论对本人的新书有所助益。我并非一名汉学家，我也没有受过有关中国历史的训练，更不懂中文。在写作本书时，我利用了我读过的所有文献，并发动了所有的个人关系以获取进一步的资料。我无法阅读所有的材料，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处理如此宏大的问题时。我肯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也当然会犯错误。但是，学术研究始终都是一个猜测与反驳的过程。 【下载地址隐藏】：                    点：回复可见地址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